列维—斯特劳斯: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

本文以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是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之争为线索，具体分析这位结构主义思想家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结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就反历史主义和反心理主义而言，列氏的结构人类学直接反对了萨特所代表的欧洲人道主义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传统，并最终将人道主义定位于神话和意识形态之上；二是由于这一反对以结构人类学的神话观为背景，列氏没有否定人道主义作为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和社会意义，其“反人道主义”实际上反对的是“人道主义的僭越”而不是人道主义本身。在文章的结尾，论者为列氏思想是否构成“新人道主义”的问题提供了两条理解的线索     

中国社会主义视域内人道主义的面向

人道主义是一个普遍使用而又歧义丛生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变异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作为21世纪新的思想话语,它根植于这个相依的时代的社会生活且与时俱进。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视域内的人道主义,将会呈现出新的面向。面对新的历史语境,时代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其根本指向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论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奥威尔

奥威尔文学创作围绕人道主义思想,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广泛关注社会问题,其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与人文价值。作为人道主义者,奥威尔在其作品中通过关注贫穷、质疑殖民话语、反对极权主义、反对舆论独裁、强调生态保护等主题体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两种世界观的界限

近几年来,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讨论人道主义的文章,有的文章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贯穿阶级社会始终的世代相继的进步社会思潮”、“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实际上把人道主义看成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思潮。这种观点抹煞了人道主义的阶级本质,歪曲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作用,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造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     

决不容许用人道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一伙,大肆吹嘘他们建成了一个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个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旗帜,是什么“人道主义的现实体现”。二十年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通过报刊、图书、广播、电影、戏剧、学术会议等各种形式,喋喋不休地鼓吹人道主义。他们胡说什么:“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人道主义的新的最高形式”,人道主义“曾经是许多进步社会学说的基础”,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理论界先后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上人道主义所包含的人道思想、人道原则和现代社会意识形式等优秀成果,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理想相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词与话语还原关系探究与运用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词的还原过程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理论抽象与大众化社会生活素材的基本关系,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哲学思维构建过程。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形而上”发展与“形而下”运用是话语应用研究方法深化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表明中国学界的“问题式”还处于传统哲学思辨的轨道上,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历史实践。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大讨论,还是近来的现代性问题意识,都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要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也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提供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前提。     

后人道主义:哲学人道主义的现时代反思与定位

哲学的人道主义在实践中被普遍地描述为“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的反人道主义不是非人道主义和放弃人道主义 ,只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弊端所激起的对人道主义反思的一种理论思潮 ;人道主义在肯定人类尊严的同时 ,在实践中使人类步入了发展困境 ,而反人道主义思潮又从另一个极端导致了人类对自身主体地位和价值的否定 ,从而在理论上产生了诸多关于人与自然特别是人类与动物关系认识的混乱 ;高技术伦理问题成为后人道主义的问题。结合人与非人世界的关系 ,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分析 ,挖掘出“后人道主义”的思想精华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和异化”大讨论始末

自20世纪50年代起,人道主义、人性论在中国就失去了自身的合法地位,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屡遭批判。60年代初,曾经对巴人（王任叔）的人性论思想进行过有组织的批判,接着又有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大规模批判。主张人道主义的文学家、哲学家都噤若寒蝉,大部分人则是远离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对欧洲人道主义精神核心价值理念的反思

人道主义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反映,19世纪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对人道主义思想作了艺术的诠释,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对革命和暴力的审视与批判上,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话语体系,而对人道与革命之间非此即彼关系的僵化认识恰恰成为我们质疑、批判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反思人道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时,首先应该还原历史语境和文学语境,并在对人道和革命的关系进行新的定位的同时,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合理性作出充分肯定。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澄明被经济学语境遮蔽的人道主义——兼析施密特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无论是人道主义还是结构主义 ,历史主义还是科学主义 ,都是对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人为割裂”,而非马克思自身的“认识论断裂”。施密特关于“历史与结构统一”的观点澄清了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提出的“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不足之处 ,从而破除了“经济学语境”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遮蔽 ,并恢复了马克思“人道主义”与“经济学语境”相统一的本来面目。     

析孔子儒家与人道主义的区别

由于孔子主张“爱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于是，学术界有人认为孔子主张“爱人”，肯定尊重人的价值，因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孔子的思想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孔子的人道主义与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这些观点抹杀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属性，混淆了孔子儒家关于人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区别。“人道主义”一词从拉丁文humanist…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 :一是突破以 1 84 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苏俄”话语模式 ,据实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 ,以明清之际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 ;二是突破把近代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运动”相对应的话语模式 ,重新梳理近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如实反映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先导作用 ;三是突破单纯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话语模式 ,如实反映中国本土固有的近代性思想文化资源在思想演变中的作用 ,展示思想界多元互动的生动格局。     

“东方文化恶魔”的人道——鲁迅、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比较论

人道主义是探测鲁迅与托尔斯泰两位“文化恶魔”深邃思想迷宫的一把钥匙。弱者之爱与人类之爱、渴血复仇与“勿以暴力抗恶”、前瞻与滞后的人道主义理想是他们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差异所在。他们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各自独特的多重主客观原因     

消费语境与新闻话语的建构

“新闻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话语,是新闻传播者与社会、公众、事件以及这些要素共同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互沟通、对话所形成的意义建构物。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形态,是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不断地相互冲突,经过积淀以后形成的人类思想的“陈述整体”。在现代社会里,中心话语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是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是凝聚人心和稳定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平民话语”所代表的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源泉,又是主流文化的异化力量。如何正确处理好“平民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关系．是建构当代社会话语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进程及其意义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鲁迅与中国近代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人道主义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说,针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天命论、群体本位主义等思想意识,要求尊重自我,发展个性,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这比人道主义的一般涵义,即关心人、爱人之类,更深刻地体现了人道主义关于人是世界的中心、人可以主宰世界的基本思想,显示了“把人当作人”的深层内涵。如果人道主义中没有个性主义的内容,而仅仅止于关心人、爱人的层面,它就会变质,成为封建统治者也可以接受的居高临下的“仁政”学说,或成为一些宗教教义也可以容纳的慈善主义。中国近代,随着封建阶级的统治开始动摇,封建势力对人们的束缚相对松弛,必然地产生了人道主义思想,而个性主义正是它的核心。鲁迅的人道主义也是如此,它主要就是在中国近代这样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