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社、稷关系考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社、稷＂祭祷的简文,证明卜辞中的＂兇＂当释为＂稷＂而非＂叢＂,稷与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神灵,而不是郑玄所称的＂原隰之神＂。社、稷皆有坛。＂社稷＂一语既是诸侯国家政权的代称,又是天下的代称。＂社稷＂一语的合称在商代就已经出现,而非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替”的常用义演变浅析

在上古时期＂废弃、废止＂义是＂替＂的常用义项,未出现＂代替＂义;在中古时期,＂衰落、衰弱＂义的用例渐多,和＂废弃、废止＂义一起成为＂替＂的常用义;此时还出现了＂代替＂义,但用法极少。到了近古的唐五代时期,＂代替＂义成为＂替＂字的常用义,＂废弃、废止＂义和＂衰落、衰弱＂义在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中,用例极少甚至不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了今天。     

《论语·学而》首章发微

《论语》一书最早最真实地记录了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构筑起原始儒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思想框架,蕴含着丰富的人生伦理、道德、哲学、政治智慧。它以＂学而＂开其篇,首章即提纲挈领式地概括了孔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端,囊括了终身学习、坚守道义的执着精神,对智、仁、勇三种君子之德的修炼及其境界的诉求。     

唐宋时期伤春伤别词发展阶段研究

唐宋时期是伤春伤别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伤春伤别主题被普遍运用,成为词中常见的主题。唐宋时期的伤春伤别词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各具特色。唐五代是伤春伤别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温庭筠在其词中大量运用了伤春伤别主题,李煜、范仲淹等人也有伤春伤别词。这一时期,伤春伤别词多描写男女相思离别。北宋是伤春伤别词发展的第二阶段,这阶段伤春伤别在豪放词中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婉约词中更是有了明显的发展。南宋后期是伤春伤别词发展的第三阶段,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词中渗透了亡国的悲痛深情,浸染着极深的悲哀。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的中介语“石化”现象个案研究

在中介语理论基础上,结合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的教学实践,通过实验对比的方法,收集学生作文中反复出现的错误对其进行分类比较。尝试性地提出运用阅读、背诵等学习策略来减少中介语＂石化＂对写作的影响。     

从语类集看英汉语言学学术文章的摘要和引言

基于Sam raj语类集研究,对比英汉语言学各20篇文章的摘要和引言语步/步骤出现频率,并进行Ch i-square检验。结果显示：1）摘要中出现的＂结论＂和3个引言步骤英汉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2）引言中各步骤英汉出现频率相似;3）4个步骤使摘要和引言在语类集之间交互：其中3个引言步骤在英文语类集中一致性表现更为明显,而＂目的＂语步/步骤在摘要和引言语类中英文的出现频率都低于中文,文章对＂目的＂的＂意会性＂进行了讨论。从语类集的视角开展英汉论文语篇的对比研究能够促进跨文化的学术交流。     

也说"们--每--们"的反复变化

宋、金时期的汉语通语方言中,无论南方系或北方系,词尾"们"都读阳声韵,在北方系中并已读作次轻音.比及金代中叶以后,在北方系通语方言中,"演进为真正的轻音.由于受到此时期汉语西北方言中由"们"脱尾音变而成的词尾"弭(弥)"或"伟"的影响,读真正轻音的"们"因类化而变异为"每".而南方系通语方言由于与西北方言隔绝,"们"的读音没有受到影响.到明初以后,南方系中的"们"仍旧保持阳声韵的读法,北方系中的"每"则由于西北方音影响的消退和南方系官话方音影响的迅速增长而逐渐回复到"们".于是,在南、北两系官话方言中,"们"又重新一统天下.     

“不客气”和“别客气”比较研究

对＂不客气＂和＂别客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不客气＂和＂别客气＂在使用语境、词语增量和语法单位上存在差异;在语用上,＂不客气＂比＂别客气＂更礼貌。其深层理据在于,第一＂不客气＂的主语是言者主语。＂别客气＂的主语是句子主语,而二者主语的分别是移情策略在言语交际中的运用,第二,语法化对语义的制约。＂不客气＂的语法意义是不必要客气,＂别客气＂的语法意义是不需要客气,＂不客气＂强调客观不必要,自然更易为听话人接受。     

古代新疆多语种双语的流向

西汉至南北朝 ,新疆双语的主流是汉藏、印欧语系双语 ;隋唐宋时期新疆双语经印欧、汉藏、阿尔泰语系多语短暂过渡 ,汉阿双语成为新疆双语的主流 ;在元明清 ,特别是清代 ,以汉、维语为代表的汉阿双语为中心 ,形成新疆双语网络。     

从功能对等角度论英译汉中的“同构现象”

＂同构＂在翻译实践中比比皆是,可视为一种归化翻译。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看来,它属于功能对等的范畴。鉴于翻译在本质上是无法实现绝对或完全对等这一事实,本文主要论述了在尊重目的语读者的前提下＂同构＂在翻译中的运用及其作用。文章同时指出,＂同构＂翻译策略很好地体现了＂翻译即交际＂这一原则,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该翻译策略是实现本族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对话的有效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跨文化交际活动。文章还指出,运用＂同构＂策略翻译时所损失的信息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补偿手段来进行弥补,从而尽可能多地传达出源语所包含的信息。     

论杨万里咏园诗的禅学意趣

禅宗以明心见性为终极关怀。它对杨万里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重要影响。杨万里的咏园诗是诗人闲散时,吟咏性情所作,是诗人怡情养性、静谧修养心性的自性顿悟的结晶,是佛意、禅韵、诗情和景趣的有机契合,体现着诗人哲理思辨与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的审美境界追求,极富禅学意趣。     

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以禅喻诗”说“妙语”——浅议禅对《沧浪诗话》的理论贡献

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学理论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诗话"这种类似语录体的诗评形式就是直接习自禅家的一个成果.<沧浪诗话>即为代表作,其中"妙悟"说即是来自禅宗的重要概念.     

徜徉在牧歌的诗性王国里——废名的文化意识及小说创作

废名深受庄禅思想浸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识———自然隐逸人格。他以陶然笔调将静谧淡远的自然世界与宁静古朴的心灵世界交融一体,构筑起一个美仑美奂的桃花源仙境,其鲜明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投射着庄禅自然人格理想的深深烙印,给小说创作带来特异的文学风貌。     

士大夫: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

禅宗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征的佛教宗派,这已成为学界的定论和共识.然而,学界的禅宗研究一直来都将焦点集中于禅宗具有哪些中国文化特征,而忽略了或不够重视这些中国文化特征到底是如何进入禅宗的,毕竟谁都知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弥补了相应研究的空白.笔者认为,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责任感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或者说士大夫知识分子是禅宗携带上中国文化特征的中介.     

杨万里“透脱”考

“透脱”是杨万里诗学主张的重要范畴之一,杨万里透脱的诗学主张来源于禅宗。通过对禅宗透脱含义的梳理,我们更为准确地了解透脱的真实含义,以纠正学界对其渊源和含义阐释的偏误。     

宋代吕氏家族学术特点述略

吕氏家族是两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家族群体.其成员学术活动的特点主要有四以儒为本、不名一师、浸染禅学、热心文事.他们对宋代文化的贡献特大,是一个在宋代历史和文化诸多方面都留下广泛影响的家族.     

诗僧的宗派身份与北宋中期钱塘台禅生态--《山游唱和诗》之研究

以僧人为主导、以山寺为游憩地的《山游唱和诗》,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钱塘,呈现出与汴京以官员为主导、以朝市为日常生活区的唱和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观,反映的是地方与京师、南方与北方不同的话语生态。在对两位僧人惟晤、契嵩教禅宗派身份追寻以及认定的过程中,窥探嘉祐时期钱塘特别是灵隐天竺一带既冲突较量又和谐繁荣的教禅生态环境。而契嵩为禅宗争名位的一系列行为,打破了教禅生态自然平衡,引发了钱塘教禅生态突发性变化;在士大夫权力干预下,发生嘉祐末上天竺寺"以教易禅"事件,再次凸显政治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强势力量。这一生态及其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山游唱和诗》的鲜活语境。     

文人画与禅

唐朝中叶的社会状况为禅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自此 ,禅宗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文人画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经历宋、元的快速发展 ,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画派。禅与文人画平行发展 ,相互影响 ,互相渗透 ,禅宗思想在文人画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文人作画 ,乃在于笔墨韵味 ,借物抒发“灵性”或个人抱负。其创作旨在与表现 ,借以解脱自我。同时 ,特别注意水墨所带来的禅意 ,直至后来直接“以画喻禅” ,进而导致思禅、参禅。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