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新科学发展观

新科学发展观是国情和现代化及社会全面进步的合理选择,其理论基石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 会、科教互动平衡和协调发展。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人口与环境可持 续发展是前提,人口与科教文化可持续发展是手段,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基础条件和终极因素。重建公 平与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包括生产与消费的规范,人与物的现代化,社会与文化的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伦 理的升华以及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互动。     

接触与融合路径下的和谐文化

文化寓于语言,语言折射文化,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必然与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密不可分。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以语言的接触与融合为媒介,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又会进一步促进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语言接触与文化融合路径下建构的文化是一种语言、文化双和谐的优秀文化。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网络行为与自我意识的相关性分析——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对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与自我意识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网络使用过度与依赖,与大学生过多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批评、较低的自我认同与自信心不足、消极的自我应对有关。因此,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与自我价值肯定,培育大学生的积极自我应对意识,有助于减少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过度与依赖现象。     

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中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之比较

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2种价值的冲突与契合。为了平衡媒体与法院的关系,美国的新闻制度与理念构造筑就了西方传统英美法系的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模式,针对中国目前传媒与法院的紧张关系,借鉴国外立法,合理构建中国特色的传媒与司法的契合机制,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更切实的保障。     

朝鲜半岛问题新动向与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

朝鲜半岛问题标示着东北亚区域和平与合作的趋向,牵动着有关各国的外交与安保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如何区分朝鲜半岛问题的内涵与性质,左右着东北亚战略与政策的实施与成败。中国的东北亚战略与政策不仅着眼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更致力于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有关各国应着眼于区域大局,以各国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为重,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六方会谈等合作机制,使朝鲜半岛问题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构建的新契机。     

我国行政哲学研究概况与相关问题再探讨

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成果迭出。但人们对行政哲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存在不同的看法。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对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它主要研究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真善美与行政等内容。     

出版转型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

出版转型具有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经营机制的再造与经营理念的重塑,增长方式的调整与转变,竞争方式的提升与竞争理念的改变,产品形态的多元与升级,产品内容的独特与创新等六大时代特征。推进出版转型要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长远发展与当前发展,决策的科学性与措施的协调性之间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从对抗走向对话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模式：对抗、分离与融合各自表现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或隐或显的存在,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科学与宗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界与宗教界应该摈弃前嫌,坦诚对话,用分离与融合模式化解冲突与对抗,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得忘之间:语言、形象、意境

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 ,只有民族的语言 ,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语言符号与形象是言与象的关系 ,言、象与意义、意境是言与意、象与意的关系。言尽象与不尽象、言尽意与不尽意的争论 ,以及由“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而推致“得意忘言” ,历来见仁见智。在和合语言哲学语境中 ,尽与不尽、得与忘之间 ,若就一体圆融的不同层面而言 ,如形象世界与意境世界、在场世界与不在场世界等 ,都是融突而和合的 ,不能“执著”一面而否定另一面的合理性。     

《聊斋志异》的崂山道教形象书写

《聊斋志异》中书写崂山的篇目都是关于道教的,蒲松龄通过对崂山人、仙、物、空间的构建,展现了崂山“神异”、“神仙”、“神圣”的不同形象。崂山篇目对道教的强调和对佛教的忽略,显示出崂山本土的“道盛佛衰”以及蒲松龄本人在道教影响下的新创举。     

从“老子化胡说”看汉魏六朝佛教徒的老子观

汉魏六朝时期是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进而引发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作为道家象征符号的老子,曾被道教和佛教双方进行大规模的宗教化解读和利用,“老子化胡说”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从这个时期佛教徒对待老子其人其书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老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宗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榆林市出土唐代墓志的文化学阐释

通过对出土墓志墓主身份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代榆林市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此互相融合，其中有胡人的汉化，也有汉人的胡化；由于地处边疆，加之游牧文化发达，榆林市的尚武风气浓烈，随着农业的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唐代榆林不仅佛教兴盛，也有人崇信道教。     

道家思想东传时间考辨

道家思想究竟是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传入日本的,学界对此看法不一。通过对船山古坟铁刀铭文及《宋书·倭国传》所载“倭国王武上表文”的考察,并结合发生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6世纪魏晋南北朝时代大陆移民东迁这一事实,文章认为,虽然没有这一时期关于道家典籍东传日本的相关记载,但道家思想极有可能通过大陆移民传入了日本,并对当时的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北朝道教论略

道教在北朝经过寇谦之改革之后,曾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其后楼观道在陕西兴起,形成新的道派。 道教的发展引起了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布诏令,禁断佛教,史称“二武 灭佛”。     

新疆木垒县菜子沟古墓出土石印考

新疆木垒县菜子沟古墓出土的两枚石印为乌古斯部族屠各(Tyger)部落的印记，墓主为乌古斯部族屠各(Tyger)部落的首领。该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00年前后。     

《西游记》的超然佛道观评析

探讨灭佛的激烈的宗教运动如何渐渐转变为佛道二教共存且相互影响而形成较为温和超然的佛道观念。从＂三武一宗＂的历史史实入手,以《西游记》作佛道融合的例证,从文化与经济两个角度探讨佛道观念的转变。最终得出佛道二教在思想主体地位的淡出与经济势力遭受打击两方面原因导致佛道相互之间的关系温和,界限模糊。     

泰山儒释道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以泰山神信仰为例

泰山神信仰既被纳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封建王朝官方正祀,独具强烈的政治色彩,又是中国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和民俗特色,反映了泰山儒释道文化互动交融的变迁过程。其中,儒家文化是泰山文化的主脉,对整个泰山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使泰山文化更具理性高度、人文关怀和象征意义 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两者世俗化背景下伴随的民间信仰文化,是泰山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使泰山文化更贴近民众,带有出世的超然与神秘,为泰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于宗教神圣性的传播手段和受众基础。     

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移民与文化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成为当时移民大潮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山东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和迁入,不仅对山东区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当地文化风貌的重大变迁。其中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发展流变及其地位的升降变迁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冲击引发儒学传统的衰落。(二)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北方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促进了佛教在山东地区的蓬勃发展。(三)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兴起,使道教的发展较之佛教的发展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