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饰与多饰

＂双饰＂与＂多饰＂的定义中,都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作为＂双饰＂构成要素的先后出现者,可以不是＂词＂,可以不是＂同一个＂,可以多于＂两＂个。＂多饰＂定义中的＂同一个＂和＂语言形式＂所指不够明确,＂一语双叙＂仍然留有＂双饰＂和＂两＂个的痕迹。＂同形同音异义＂连用为一般类型的＂多饰＂,＂同形异音异义＂连用可以视为另一类型的＂多饰＂。＂多饰＂与顶真、相向、回文几个修辞格存在兼属问题。＂异形同音同义＂连用为另一类型的＂饰演＂。     

金代山西宗教文化简论

金代山西地区的宗教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呈现出一定的发展特征和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佛教、全真道和宗教艺术等三个方面。金代山西地区的佛教经历了恢复、兴盛和衰落三个发展阶段。全真道是金代山西地区道教的主流,并在金末获得重大发展。此外,山西地区的金代名刹和寺观壁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女真民族文化和北方文化的特色。     

印巴克什米尔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南亚是世界地区冲突中持续不衰的热点。在这个"世界宗教博物馆"里,宗教成为引发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区冲突反过来又加深宗教矛盾。本文以克什米尔为例,分析宗教矛盾与印巴冲突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总结宗教因素对克什米尔冲突的影响。     

冷战后战争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冷战后,在引发战争冲突的诸多因素中宗教文化因素的作用凸显。但宗教差异和纷争只是战争冲突的载体和表征,并非实质原因,战争的深刻根源是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对抗性矛盾。现阶段,宗教经常被用作引发和激化战争冲突的工具和手段,这一现象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防止宗教被“妖魔化”和“工具化”,被恐怖组织和霸权主义所利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国际社会要促成世界各大宗教间的交流与对话,使文化差异朝着融合的而不是对抗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应放弃文化歧视理念,致力于促进落后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为创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和人类持久和平愿望的实现作出贡献。     

美国社会中的宗教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大量的例证和事实论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各层面的渗透及相互影响。在道德方面,宗教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支撑。在政治方面,宗教组织与政党相互攀附,实现双赢;在文学艺术方面,宗教与之相融互动,塑造出独具魅力的美国文化。而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按照公众意见确定更为合理的政策。     

儒家人格培养中的宗教因素

儒家、儒学、儒教曾经三名一体,承担着中华民族的伦理规范和人格培育的历史重任.儒家富有特色的多神崇拜是其实现这种历史重任的重要手段:自然神崇拜,培养科学精神和自然生态伦理思想;图腾崇拜,培育高尚的社会伦理道德;祖先崇拜,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性;社会贤达崇拜,培养积极入世的精神.     

福建原始宗教的文化内涵--以昙石山文化为例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原始时代,人们往往把自然现象超自然化,迷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万物,并且支配着人们的各种活动。在福建的考古发现中,远古时代昙石山文化的拔牙、割体葬仪、原始巫术与图腾崇拜的内涵,透露出福建史前原始宗教的基本特点。     

论宗教与宗教文化

宗教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属于同一概念。“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亡;而宗教文化属于人类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财富,它将在人类社会中永存。所以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中西戏剧宗教因素解析

本文从宗教意识对中西戏剧家的创作主体情感的深入渗透入手,剖析剧作家在宗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主体性创作情感,揭示这种宗教主体性视角对戏剧的情节模式和审美机制的强大规约,证明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西戏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内化为戏剧独特的类型化特征和隽永的审美特质。     

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 ——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看

古代中国的宗教情况原来很清楚。其存在,按传说,至晚始自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奠基;按考古,殷、周体制完备;按文献,直至清朝末年。然而自西方宗教(religion)概念传入中国,话语变更造成思想混乱,人们误以为原先仅仅居于从属地位的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配称宗教,而自古以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国家宗教,反倒失去宗教之名,被看作有待扫除的封建迷信,或贬低为风俗性的民间宗教。古代中国社会图景全然扭曲。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一贯是有信仰的民族。虽然神祇体系复杂,民众各有其崇信的神祇,有的信仰“制度性宗教”道教、佛教等的神祇,但都以上天为其共同信仰;而道教、佛教等信仰的神、佛也纳入上天统领的神祇体系。     

汉代服饰色彩的考古学观察

对汉代汉族服饰色彩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发现:汉代服饰色彩并无什么明显规律可言;汉代服饰色彩的等级性并不明显;汉代女子服色较男子的服色丰富且鲜艳;汉代组绶制度确有实行,且色彩搭配丰富;西汉早期,侍从俑的内衣衣领基本上均为红色,可能包含了为墓主人服丧服的含义。     

浅谈北京地区金代佛教考古的发现

女真族建立的大金政权灭辽后成为幽燕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尤其在正式迁都后,不仅使北京地区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也促进了北京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历年来北京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金代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考察当时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存在、发展状况,金代北京的佛教长期盛行,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简述辽金时期的泰州

辽金时期的泰州不仅是一个军事重镇,而且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重要地位。泰州的设立为加强辽金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联系,起了极其重要作用。本文试通过考古资料及史料记载,对辽金时期的泰州基本情况进行描述,以期对东北地方史研究有所裨益。     

金代政治因素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

从金代政府对医药学发展的重视、儒医结合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社会政治需要刺激着医药学的发展3个方面探究促使金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金代医药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形成著名医家的基础与条件,并为医史研究增添有价值的资料。     

辽代石刻碑文用韵及辽金文韵比较

金代文赋用韵与辽代石刻碑文相比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异：阴声韵中,歌戈、鱼模、尤侯三部与辽代石刻碑文表现一致;家车、皆来、支微、豪萧四部则略有不同。阳声韵中,江阳、庚清、东钟三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相同;覃盐、寒先、侵真三部则有不同。在入声韵中,屋烛、德质两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中的表现一致;觉铎、月帖两部则有一些差异。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金代散文分期与特色新论

对于金代散文发展历程的描述,流行的＂三期说＂并不确切,把后期拆开,以＂四期说＂来取代旧说更为合理。由于女真族民族性格的影响、佛道二教的盛行以及战乱频仍等原因,金代散文具有风格雄健劲直、情韵真率自然、叙事热情高涨和内容传奇志异等鲜明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论金代契丹人反金斗争及其特点

金代契丹人在生存受到威胁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发动反抗斗争,其规模大小不一,影响程度不同,但是作为亡国民族的契丹人,其反金斗争往往具有民族性的特点。     

榆林市出土唐代墓志的文化学阐释

通过对出土墓志墓主身份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代榆林市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此互相融合,其中有胡人的汉化,也有汉人的胡化;由于地处边疆,加之游牧文化发达,榆林市的尚武风气浓烈,随着农业的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唐代榆林不仅佛教兴盛,也有人崇信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