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缘起、影响及其化解

割让台湾与日本的殖民统治、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的台湾特殊历史造成了台湾人民祖国认同心理的特殊复杂性和悲情意识的产生。而台湾特殊的政治选情,扩张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影响台湾政治,使得台湾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其正常的轨道。同时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给两岸和平统一带来新的挑战,危害祖国的统一大业。要想使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得以化解,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就应当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争取岛内民心;落实对台利好政策,加强经济交流合作,理解并尊重两岸人民的特殊情感。     

苏曼殊和郁达夫早期小说中“哭泣”意象之比较

在苏曼殊和郁达夫的早期小说中悲戚之态遍布,大量的＂哭泣＂意象是各自文本中特有的言语符号,形成一种既承载悲情怨诉而又独抒个人意识的抒情语言。主人公那喷涌流泻的泪水或是伤感,自伤身世;或是恸哭,前路穷愁;或是怨恨,恨世不争。通过解读＂哭泣＂意象所勾画的悲情视域,可比较出二人身处离乱之世各异的生命体验以及面对思想困境所抉择的精神出路。     

论北宋词的审美悲剧意识

北宋词具有浓郁的审美悲剧意识 ,其生存样态包括词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词体的生存悲剧意识、词学主体的情感悲剧意识。产生这种审美悲剧意识 ,主要是时代悲剧心理、词体对悲情的宣泄功能、悲音为美的美学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苍凉美之思

苍凉美是一种沉郁静远的悲情美。在文本意蕴层面上,“苍凉美”指荒芜悲凉的美、苍茫凄凉的美、凄惨悲情的美以及苍老朴素的美。在范畴的层面上,“苍凉美”内蕴诸多意味,即“悲剧”沉郁意识、“悲·险”忧患意识、“悲情”生命意识、“残缺”伤怀意识。苍凉之关,是沉郁之美,悲怆之美,悲情之美,残缺之美。     

悲情张爱玲——浅析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分析指出,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悲情色彩和苍凉的审美风格。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使她对＂苍凉＂有着深刻的体会,她把自己的苍凉情怀写进了小说,把苍凉诠释于亲情的无情、爱情的无爱,为世人描绘了一个无情无爱的苍凉世界。     

中国传统感恩意识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感恩意识非常强烈,根深蒂固。感恩意识的扩大化,带来了许多伦理悲情。本文在论述感恩意识表现种种、感恩意识伦理基础的基础上,从伦理学角度对感恩意识的扩大化进行了分析。     

悲情之"雅"与欢娱之"俗"——试论明末清初词学思想向悲情之雅的复归

清初各大词家、词派在对明词进行反思的时候,都意识到造成明词流弊的重要原因是文人耽于逸乐的时俗,因此他们在重塑词之雅正形象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在其理论体系里试图恢复词的悲情之雅,对明词欢娱之俗进行理论上的反叛.而这一崇雅反俗的原动力,其一是明清易代的特殊时代背景,其二是顽强的儒家怨刺诗教传统的要求,其三则是人性深处本能的悲情意识的体现以及由悲情意识引发崇高的伦理同情的需要.     

美在深情——《世说新语》自然审美的意蕴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背景,唤起了魏晋士人的审美自觉,使魏晋士人对自然审美的欣赏走向神、情、气、韵的深处。自然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隐逸意识与悲情意识的审美载体。     

论少年罪错记录及其消灭

少年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如果因一时的罪错而给他们贴上＂坏孩子＂和标签,容易使其终身背上包袱而走上破罐子破摔的道路。《刑法修正案（八）》确立的犯罪少年前科有条件消灭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保护的历史性进步。但鉴于少年犯罪与少年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处于狂飙期的少年的身心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性,加上少年罪错记录也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因此有必要趋利避害,建立我国少年罪错记录多元消灭途径。     

论喜剧文学的美学品质

喜剧的美学品质在于：喜剧与悲剧是异体同源的艺术体裁,它们的精神是人类生命的内省意识,喜剧的＂笑＂与悲剧的＂泪＂相反相成,互相融会,喜剧的笑隐含着伟大的悲剧精神。喜剧产生于社会的民主意识,这种意识是人类生命追求平等、自由和爱的精神,放弃这一点,就等于放弃了喜剧的灵魂。     

权力运作机制中的意识约束力——福柯规训性权力的一种解读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构建了一种微观的权力运作机制并引入一个核心概念＂规训性权力＂。实质上,权力运作机制的运作是通过个人的意识约束力来完成的。意识约束力是由＂意识形态＂技术产生的对自我行为意识进行理性化逆向规约的力量。个人被权力关系网络制约,受控于社会规范,同时个人也会受到被内化的自我知识的束缚,体现在产生的意识约束力对自我内心的监管规训,从而实现权力的基本运作。     

“超级女声”的亚文化解读

本文以湖南卫视的新秀节目＂超级女声＂为例,认为在它掀起的这场文化运动中存在着一定的亚文化特色。本文从三方面分析了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首先在女孩们中＂浪漫的新潮少年文化＂已经渐趋解体;其次,也存在着一种抵抗,但更多是温和的;最后,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亚文化现象的产生是与商业运作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古诗十九首》中的悲情意蕴与生命觉醒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下层文人集体创作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容多呈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蕴,使诗歌形成一种悲凉、哀怨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古诗中这种悲情的意蕴正是汉末知识分子生命意识觉醒的具体体现。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环境,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逐渐淡化,士人开始对生命发出追问和思考,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无论对于文学的个性化还是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上下结构“父”、“子”、“女”、“母”部字看汉字的性别歧视现象——以《汉语大字典（缩印本）》为例

调查《汉语大字典（缩印本）》中上下结构的＂父＂部字、＂子＂部字、＂女＂部字和＂母＂部字,可以发现：＂父＂部字中87.5%的＂父＂在上;＂子＂、＂女＂、＂母＂与其他构件构成的字中,＂子＂、＂女＂、＂母＂在上的百分比依次是14.6%、2.53%和0%。字义兼指＂男＂、＂女＂的,不用＂女＂部,而用＂子＂部;字义是贬义的,即使包括＂男＂和＂女＂,甚至主要是＂男＂,也用＂女＂部。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是汉字结构性别歧视现象产生的表层原因;造成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是其经济地位的丧失,且是汉字结构性别歧视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保持女性经济独立和主体意识是当下国人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该注意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若干问题探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为例

现行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某些地方存在观点陈旧、逻辑混乱、脱离实际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过多地从意识产生的本原上即从历时态上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而没有从共时态上注重意识对物质的主导作用,仍然存在＂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其二,由于没有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真理内涵进行界定,导致在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相互转化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精神,造成理论逻辑的混乱。其三,在关于国家问题上,离开恩格斯和列宁讲话的时代特殊性,泛泛地强调国家的＂压迫＂＂统治＂＂镇压＂＂暴力＂等功能,既不符合国家的普遍性意义,也容易对现实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艺术情感本体的高扬及情感范围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缘情而绮靡＂从理论上宣告审美情感脱离道德功用而独立，反映了人们对艺术情感本体的自觉认识与把握。＂志＂的内涵向情感靠拢。言志与缘情对立深化为创作主体才情与文德之争。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感性生命的享受与玩味，悲情、闲情、艳情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     

论林冲的“忍”

作为《水浒传》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林冲能忍的个性是造就他曲折而悲情人生的重要因素。在梁山之外,林冲＂忍＂做宋家忠臣;心定梁山后,林冲更是万＂忍＂不得自由。《水浒传》中林冲能忍的个性及其生命历程比较真实地反映着赵宋时代的文化气象和民族个性,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宋朝＂忍辱负重＂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与都市”描写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意义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在＂女性与都市＂层面的另类描写,对于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独特的意义。通过笔者的梳理,认为其主要呈现出冷峻的自审意识和深切的抗辩意识;阐述全新的性别关系;构建女性话语,书写＂姐妹情谊＂;解读商业社会,展现女性都市思考四个方面的特点。     

梁启超的求“新”意识与晚清标“新”小说的肇端

晚清有一类特殊的小说现象——标＂新＂小说,其肇端实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篇小说的诞生与梁氏长期以来的求＂新＂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其理论中,也表现在实践上,是时代要求的反映,又推动了社会思潮的转变。《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酝酿已久,在小说变革接近临界点时刊发,是＂新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亦开启了标＂新＂小说的创作风潮,并对这类小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中国传统“和处”意识的审美化诠释——评王秀杰的生态文学力作《水鸟集》

＂和处＂意识是人类在破除自我中心主义后以平等的＂同情＂意识与万事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王秀杰的《水鸟集》便是这种＂和处＂意识的艺术化、审美化呈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情感化的＂和处＂意识;体验化的＂和处＂意识;独特视角下的＂和处＂意识。通过对文本的体验化解读,力求对当下生态文明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审美和艺术层面的思考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