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从目前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以及口述史等研究情况来看,汉代西北区域在各民族闻的迁徙、交融与互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手工业规模与民俗文化生态。单从出土汉代西北地区的漆器来看,其手工生产、装饰设计与市场流通等维度上,确乎能反映出汉代西北区域手工业发展,更能窥探其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是反映西北民俗文化、信仰与宗教的一个窗口,民族手工业与民俗文化共同形成了民俗文化生态层;二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的造物思想与汉俗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互动与共生的民俗文化形态;三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生产与市场具有开放性与民族化,体现了西北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自律性。     

漆画与汉代漆器的传承关系

漆画从漆器装饰脱胎而出,是绘画门类中的新兴画种,如何发展漆画工艺,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汉代是漆器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那时的漆器在装饰材料、装饰造型、装饰题材、装饰技法以及装饰色彩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当代漆画的发展可以在继承汉代漆器的传统艺术成就基础上,与现代工艺技术及艺术理论相结合。     

扬州汉墓漆器之漆艺特征考

汉代漆器以其高超的漆艺而名扬后世.扬州出土的汉墓漆器数量高达上万件,可见在汉代,扬州漆器非常盛行,扬州漆器造型上以轻灵见长,纹样上飞舞灵动,充满生命的韵律.扬州汉墓漆器的胎骨分为厚木胎、薄木片卷胎、木片拼合胎,此外还存有少量竹胎、铜胎、皮胎、陶胎;器形主要有耳杯、漆奁、漆砚、箪笥、虎子、面罩和通中枕等;装饰手法主要有彩绘、针刘、金属扣、金银贴饰、镶嵌等;纹饰题材主要有云气纹、鸟兽纹、几何纹、龙凤纹、花草纹、人物故事纹等.扬州汉墓漆器内涵丰富、纹饰生动、色彩鲜艳,具有高超的造型艺术水平.     

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

马王堆汉墓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地下文化宝库,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大体概括为历史哲学文化、天文地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纹样文化、色彩图案文化等,涉及考古学、社会学、医学、美学、手工制造业等多学科。作为考古重要发现,出土的漆器是汉代漆器装饰的重要代表,其文化价值显著,主要体现在装饰语言的应用之中。本文从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延伸至装饰语言的内在规律和外化表达,以探讨其装饰语言的特征和规律,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具有八千多年历史的漆艺术提供参考和借鉴,以此凸显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     

大禹故里新说

大禹出自西羌,为古羌族部落首领,青海为大禹世袭领地。从喇家遗址可以看出这里曾是部落联盟所在地,许多传说和考古遗迹证明大禹的成长、兴盛和治水与青海有关,从而印证大禹故里在青海。     

生命的物语——析楚漆器艺术造型中的生命精神

剖析了楚墓出土的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美漆器,主要从楚国漆器的造型观念,纹饰意识,色彩理想三个方面,对蕴含在漆器艺术造型中的生命精神进行阐述,认为这些精美漆器反映了楚国漆器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及当时楚人的生存状态.     

试析楚人的思想对漆器的主要影响

楚文化杂糅百家又独树一帜,汉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漆器艺术更是与楚漆器艺术一脉相承。楚国漆器产量之多、品种之全、制作之精、分布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楚国漆器反映了楚人的思想文化,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对漆器艺术影响最为深远:一是崇红尚黑;二是凤鸟崇拜;三是多元信仰与炽热的巫风。     

西汉时期山东漆器及其纹饰的美学意味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山东地区西汉漆器是较为发达的,其出土数量以及艺术水平都值得关注。山东西汉时期漆器装饰方法巧妙而多样,漆器纹样丰富且精美,主要有卷云纹、动物纹、几何纹、植物纹、人物纹以及文字等,通过对其深入分析,旨在探讨该地区漆器的主要纹饰及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美学意味。     

成都地区汉代墓葬出土舞蹈俑刍议

成都地区出土的舞蹈俑是研究汉代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解读成都地区舞蹈俑所具有的音乐功能，为考察当时社会的舞蹈乐人与活动状况提供了直接信息，有助于研究汉代舞蹈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脉络，反映出舞蹈俑在汉代舞蹈中的内在文化属性，体现出巴蜀地区的区域特色和区域意识的文化附着性的增强。     

百年来出土的两汉简牍

两汉书籍的形态是简牍书和帛书两种。汉代文献中有多处提到用简牍缣帛写书,近代的考古发掘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两汉简牍百年来发现近百次,出土地点包括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北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区,约13万余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对漆器制作技艺的传播

漆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漆器距今已有7000多年。中国古代的漆器制作积极而广泛地影响到周边国家漆器技艺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在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日本仰慕唐朝的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中日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高峰,唐朝对日本社会生活及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其中漆器的制作技艺也随着丰富的文化交流也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漆艺的产生与发展有深刻影响,本文主要就唐代漆器制作技艺对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进行论述。     

从考古资料看秦漆器胎骨及制作工艺

结合考古资料,通过对秦漆器胎骨和胎骨制作工艺的分析研究,进一步表明了漆器胎骨发展演变的轨迹。在秦漆器胎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胎骨仍以木胎为主,木胎胎骨由厚拙逐渐变得薄巧。随着社会的发展,漆器胎骨也随之呈现其多样化,夹纻胎就是在木胎的基础上的一种新发明。漆器胎骨的制作工艺在延续挖制、卷制和削制等技艺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扣器法、旋制法,意味着中国漆器历史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对推进漆器制造工艺的改进、漆器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汉北地郡泥阳县考

汉代北地郡泥阳县在今甘肃省宁县附近,而《后汉书》以后史籍中记载北地郡泥阳县皆在今陕西省耀县境。由于汉末魏晋战乱,北地郡内徙并寄居于冯翊之地,泥阳县也迁至陕西耀县附近,并封有实土。由于县名相同,所属郡也相同,故后人常将两者混淆。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述评

护羌校尉是两汉时期设置于西北边疆地区,主管羌人事务的职官。在汉羌民族关系史及中央王朝对羌族的治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护羌校尉的始置时间、称谓及其与金城属国都尉的关系等,学术界进行了全面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争议的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新探

青海省“三河”地区是古西羌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通过对青海省柳湾等地古西羌人的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羌人在大迁徙中与土著“东女国”等母系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文章认为,摩梭女儿国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特殊的社会地理环境之下,如同昙花再现,这种返祖现象的存在不过1500年左右,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已有本质的区别,是封建私有制的产物。     

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对于东汉时期的"羌患"问题,前贤已有关注,在此基础上把"羌患"问题和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对华山以西地区重视不够,导致帝国东西部之间严重失衡。而西部地区的羌汉战争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矛盾的发展、演变,最终使其成为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两个民族在今兰州地区活动频繁,羌汉、匈汉各民族势力互有消长。两汉民族政策有一定矛盾性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