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

完整的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应包括动议权、同意或否决权、变更权。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中,赋予了被告人在适用简易程序中的一些选择性权利,但忽略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事立法,许多国家均确立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动议权,是控辩平衡的必然要求;是程序参与原则的客观要求;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应确立被告人享有简易程序的动议权,并确立相关的规则加以完善。     

死缓适用的实然标准——以213个刑事指导案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未规定死缓适用标准,"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规定很模糊,理论界的研究也是莫衷一是。对213个刑事指导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宽情节对死缓适用所产生的影响比从严情节要大。虽然法定从宽情节和酌定从宽情节都影响到了死缓的适用,但在审判适用中,前者不一定优先于后者。与反映被告人社会危害性的从宽情节相比,反映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从宽情节对死缓适用的促进作用更大。最终的研究表明司法实践中并未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死缓适用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情况的观察与分析

2013年1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规定的新简易程序基本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主要表现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比例高、审理期限和庭审时间缩短,但又维护了简易程序案件中的程序公正、被告人认罪服判。当然适用修正后简易程序也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被告人程序选择权难以保障、认罪的自愿性难以保证、辩护权难以保障、公诉人出庭形式化严重,这需要在立法和实施策略上作以下的改革:细化被告人的程序选择规定、确保认罪的自愿性、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律师参与辩护、创新公诉人出庭的具体方式。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定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予了被告人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从宽,以激励其自愿认罪认罚.认罪被告人拥有上诉权不仅是对其个人权益的保护,而且是“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虽然认罪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审程序的推翻,但现阶段该制度发展并不完善,办案人员存在认识片面、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完全剥夺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不现实的.但从该制度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对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定是完善该制度的内在要求.为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模式上,应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础,外部为被告人自愿作出认罪认罚完善相应保障条件,内部对上诉的理由进行列举式的规定,并合理地借鉴域外国家在相应制度下对被告人上诉权限制的规定,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标准初探

简易程序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法中已经都得以确立,在行政诉讼法领域推行简易程序制度也是指日可待,然而如何确定其中的具体问题,特别是适用标准问题,依旧有待继续探讨。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简易程序适用标准的规定有欠科学,不仅引发了诸多问题,而且也影响到简易程序改革的实际效果。以观旧效,在立法之初先行探讨我国行政简易程序适用标准的立法设计和具体定位是必不可少的     

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重点审查认罪的真实性     

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得到从宽处罚的被告人仍有部分提出上诉,其中以量刑过重为由的投机型上诉占大多数,尽管如此,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权仍应全面保留,对于因不合理上诉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提升检察业务水平,加强沟通联系,强化释法说理工作,以减少被告人的不合理上诉,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     

试论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疏漏与重构

民诉法对简易程序只有寥寥几个条文的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解决。立法的粗简无法回应现实中涌现的繁杂、多元的需求。如何重新认识简易程序的地位和作用 ,进而构建一个独立、完整的简易程序诉讼体系 ,是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从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入手 ,分析现阶段存在的立法缺陷 ,并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改革构想。     

论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及其限定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将被告人上诉分为“违约性上诉”和“救济性上诉”:前者是被告人借由上诉来寻求生效控辩合意预期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后者是被告人因一审裁判实体或程序错误而通过提出上诉寻求救济。救济性上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违约性上诉不仅助长被告人投机心理,而且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立法目的。对违约性上诉的限定主要有“效力维持型”和“利益收回型”两种模式。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之下,“效力维持”模式并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自生自发探索“利益收回”的限定模式,主要是借由检察院抗诉并经二审改判收回被告人在认罪认罚中所获从宽利益;为防止“利益收回”模式中的回应性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演变为报复性抗诉,应当对其设置必要程序限制。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缺陷与完善

实践中,绝大多数民事案件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但在立法、司法解释中,民事简易程序却存在缺憾。增设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科学界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科学设定程序规范,提高诉讼效率。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例外及法理分析——以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经营数额”计算为例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是刑事诉讼中的一般原则,但也有其适用的例外情形。这种例外情形主要存在于当通过证明责任倒置或者转移而让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下。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中"关于非法经营数额"的规定对这种特殊的刑事立法例而导致"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例外情形进行分析。认为只有该证据提出对被告人有利也不增加被告人举证负担的情形下,才应通过刑事立法规定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也才可能出现"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例外,而且要适用该例外,控方也肩负着发现案件真实,尤其是对被告人有利事实的职责。     

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思考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统一的简易程序,这对于促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有重大意义。然而,简易程序在被告人自愿性保障、量刑优惠、程序的转化、公诉人出庭的规定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被告人自愿性的保障机制,明确选择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具体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有效衔接简易案件的开庭审理。     

论刑事简易程序案件中的辩护问题

辩护权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手段。辩方通过行使辩护权与控诉方相互对抗、彼此辩论也为法官查明事实真相提供方便。由于简易程序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控辩双方辩论的侧重点较普通程序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分析简易程序辩护的种类,厘清辩论的范围;并在介绍域外简易程序辩护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刑事简易程序辩护的焦点应集中于量刑问题;同时建议全面推进值班律师制度来保障简易程序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现存的问题及完善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是一种独立的第一审诉讼专门程序,较多针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民事案件而适用,具有高效、简便的显著优势,在解决日益繁重的民事案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设置简易程序可以消除诉讼拖延,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意义。尽管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在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中增加了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还专门规定了要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及对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等制度,对促进我国公民诉讼大众化、节约了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目前司法实践状况看,现有的有关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仍不完善,亟需在立法构想与司法实务工作中得到改良。     

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法理基础与立法构想

在我国,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渐提高和民事案件的迅猛增长,增设小额诉讼程序显得日益必要.但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构建独立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并非易事.本文从研究探索诉讼程序制度多元化、不断提升诉讼效益的角度出发,在检讨我国目前简易程序的立法及司法状况的基础上,遵循简便、公正、高效、低成本的司法改革理念,对实现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并就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路.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论宪法的裁判规范性及其适用类型

从实证上考察,宪法的裁判规范性是宪法能够适用的基础;从宪法适用的可能性来考量,宪法具有"法"性,即规范性、强制性和制裁性。宪法适用包括宪法立法适用、宪法行政适用和宪法司法适用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宪法适用的前提、重要途径和关键。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     

消费者概念之法律意义的再审视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立法所界定"消费者"在概念上存在的缺陷,并从消费者的社会功能角度以及完善相关立法的目的出发,探讨了"知假买假"、"医患关系"中的"患者"等典型案件中的消费者概念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借鉴各国对"消费者"的定义的基础上,对完善消费者概念提出了一些治理建议。     

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司法实践与立法的背离

在我国法院受理案件量激增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因其简便快捷的特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民事诉讼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仍存在着简易程序的司法实践与立法不统一甚至是相背离的情形.本文主要从起诉方式、传唤程序、开庭程序、宣判程序、程序转换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司法实践与立法背离的现状,并通过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