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与意义传达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为中心,探讨这些由"不可靠叙述者"进行叙述的小说如何实现意义的传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小说采用了转换人称、设置超叙述和复调双声等叙述策略。而这些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实行,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是人物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复合叙述,并且从根本上依赖隐含作者。因此,"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相对的、局部的,隐含作者从根本上控制小说意义的传达,并赋予小说总体上的可靠性。     

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小说的特性

故事、叙述、虚构是"叙事虚构作品"的三要素。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一种代表性样式,其本质特性恰好可以通过叙事虚构作品的三大要素得以体现。故事由一系列前后有序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构成,当故事被讲述出来时,就变成了情节。故事的讲述方式则是由叙述话语完成的。叙述是一种"后向预言",它造成了小说叙述的"逆向因果关系"特征。虚构则处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它表明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了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构建与描绘。     

论《现代文学》小说的叙述视角艺术

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小说在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和叙述语式等层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通过引入"隐含作者",让"隐含作者"与全知叙述者对话,使叙述者变成"不可靠"叙述者;让全知叙述视角与其它叙述视角进行平等对话,完成了复调小说的创造.内视角的灵活运用超越了叙述视角的限制,将有限引向了无限.第三人称外视角小说一方面实现了逼近生活原生态的艺术理想,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悬念,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城南旧事》叙事的陌生化

小说《城南旧事》以主人公"小英子"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将小说叙事从平淡和习以为常的视觉感受中移出,以陌生化的叙述,聚焦了五个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故事;在充满淡淡的忧伤中表达生命成长的主题和童年逝去的无奈,富有叙事留白的魅力;小说以典型的京白和"南蛮子儿"方言的语言碰撞,充满语言表达的新鲜感。整部小说以"小英子"的陌生化聚焦、小说视角的越界与妥协,以及利用儿童视角的陌生化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都使得《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独具特色。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叙事理论的影响

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理论的翻译、介绍以及理论本身,没有更多顾及巴赫金的理论背景以及他对其他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力。综合分析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主人公"与"复调世界"两大范畴,与小说叙事理论中的"人物"、"叙述者"、"叙述世界"等范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小说叙事理论中的"人物"、"叙述者"、"叙述世界"等范畴充实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主人公"与"复调世界",这两种理论形式共同指引着小说的创作实践。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论《小说丛报》中的辛亥革命叙事

《小说丛报》是民初重要的文学杂志,其对辛亥革命的叙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中"革命加爱情"的叙事形态复杂多样,其革命叙述中的民族国家话语表现在小说文本的叙述声音与小说文本人物形象的建构中,其革命叙述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为叙述者对革命者亲人生死别离之悲苦的关怀与对战争中平民苦难命运的书写。《小说丛报》对辛亥革命的呈现与反思构成了民初小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小说也以自身的话语行为参与着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     

“诗性”之维:论五四小说的“文体互渗”现象

五四时期,现代文坛涌现一批富有"内倾型"人格质素的作家,其主观幻想和孤寂善感的特点决定了话语风格趋向个性化和诗意性,在文学创作上多表现为日记、书信、童话、诗歌等极具个性色彩的抒情型文体形式。五四时期日记的"私语"体式、书信的"倾诉"体式、童话的"想象"体式和诗歌的"抒情"体式正是这种"内倾型"人格质素的外化。它们在与五四小说的互渗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叙述修辞,如复合叙述视点、感伤氛围渲染和自然意象叙事。该叙述修辞映现了这一时期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情怀,即自由自适的心性、青春的忧郁以及超越现实的姿态,烛照出五四时期创作主体普遍诉求的存在维度——"诗性"之维,标识着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发展变迁的本质性和规律化内容。     

小说叙事学中的叙述视点、视角与聚焦

侯素琴撰文《论小说叙事学中的叙述视点、视角与聚焦》指出,自西方小说理论诞生以来,对于从什么角度和如何叙述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832年李斯特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洛克哈特也曾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进入20世纪,小说文体学得以长足发展,叙事理论在     

博尔赫斯反传统的小说叙事策略

博尔赫斯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小说叙述风格简洁、明快,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哲理性,融现实与幻想、真实与虚构、叙述与评论于一体,这就是"博尔赫斯式风格".他认为小说是一种叙述,为了叙述之便,他一反传统的小说叙事观,在小说中运用文本互涉、开放式结构、迷宫叙事、无限性叙事、双重叙事等多种方法,使其具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性.     

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面临如何叙述当代历史的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伤痕小说采用了一系列的叙述模式表现其历史立场:以"忠奸对立"方式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以时间切分方法表达"回归十七年"的历史立场,以"忠诚"叙述表现对革命"原点"的回归,等等。这些历史叙述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伤痕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生命抒怀”与“身份想象”——论中国现代传记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传记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始于五四时期。此一时期的传记体小说在叙事上较少受制于现实的束缚,更多地倾向于诗意想象与生命抒怀,传主的"情绪性"通常遮蔽了传记的"历史感",凸显了对于现实生存的形而上的诗意化诉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传记体小说在文体特征上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在社会历史的坐标系上以审美形式诠释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身份"书写,它不仅仅是自我发展的生命确证,而且更是价值观、世界观的有效性选择问题,意味着对特定时空里的承诺、责任和义务的担当,从而确立书写主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种合乎某种"价值观"的身份想象图景便是30年代传记体小说的主要叙述修辞。     

“故事的闯入者”们——博尔赫斯与马原的影响和接受关系

自称是"故事的闯入者"的博尔赫斯对小说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首先他驳斥了时间的共时态性与历时态性,强调时间的差异性和个人我属性;其次,博尔赫斯在心理时间基础上追求叙述的感觉化,将叙述导向主观化和非现实化的自由境地;再次,博尔赫斯开创了梦想的诗学,利用迷宫、延宕等叙述手段来增加小说的魔幻色彩。了解博尔赫斯小说的特点十分有助于理解马原小说,马原的叙事革命多方面借鉴了博尔赫斯的经验并有所创新,通过小说形式变革,马原不仅创造了自己也创造了博尔赫斯,更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卓越贡献。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

白先勇与陈若曦是当代汉语小说写作的重要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展现了至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与日常生活画面.不管是白先勇还是陈若曦,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与国民党最后迁徙台湾的1949年在其小说叙述中都是一个重要时刻.只不过,在白先勇的叙述中,1949年以后,依然是民国风月,而在陈若曦的小说中,已不免换了人间,对于同一历史时间不同的叙述法构成了白先勇与陈若曦小说对照中最为触目的一道景观,两位小说家也以此建构了各自"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的文学史形象.     

《尤利西斯》的“互文”特点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自发表以来,国内外的评论家就其思想性、文化性和语言创新性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发掘。在对这部作品的"互文"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主要聚集于该部作品与《奥德赛》《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肖像》以及欧洲其他文学作品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该部小说的前三章和后三章就叙述视角上构成"互文"特点,即小说前三章的叙述视角变化—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全知视角与人物有限视角的交融→人物有限视角占主导地位—预示了小说后三章叙述模式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珀涅罗珀一章叙述风格的形成轨迹及意义。     

女性感伤抒情的独语——简论庐隐“五四”退潮后的小说创作

庐隐在"五四"后的小说创作中,以强烈的女性意识,用感伤抒情的笔调和独语式的自我叙述,描述了"五四"知识女性的心路历程.本文分析了庐隐小说独语式叙述的审美效果和形成其感伤抒情的主、客观原因.     

浅析报章语境中长篇小说结构的集锦化倾向

20世纪初,报刊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播媒介、面世形态、接受语境与读者意识,并刺激了"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集锦式小说的复兴与变革.但报章集锦式小说淡化了传统"楔子"的叙事功能,更新了叙述视角与叙述者身份,减少了小说人物的长距离跨越.同时,由于强化线性与团块状叙事,报章珠花式小说也具有了某种集锦化色彩.     

论《红高粱》的叙述视角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叙述声音进行历史想象,故事内人物"我父亲"从亲历者角度回忆历史,这既对先辈传奇人生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又让抗日故事与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叙述者"我"的现实与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外视角内视角贾宝玉摔玉细观察暗思忖林黛玉伤情——“红楼艺鉴”之四

叙述的视角、外视角、内视角是小说创作美学的重要内容,它们的发展为小说创作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天地.<红楼梦>,尤其是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很好地运用了外视角、内视角叙述,进而凸现了小说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艺术效果.运用外视角、内视角叙述应遵循它的美学原则,比如人称的选择、思想情感的对象化以及作家的气质和读者的制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