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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辞源》三册2250页“碧玉”条,收载三个义项:(一) 青玉(书证略,下同。——笔者)。(三) 女婢。其义项之(二)云:“《乐府诗集·四五·吴声曲辞·碧玉歌》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诗集》收三首,后二字首句皆为‘碧玉小家女’,后因称贫家女为小家碧玉。参见‘小家碧玉’。”二册“小家碧玉”(891页)条云:“《玉台新咏·十·晋·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为人名,后以泛指平民家的少女。明·范文若《鸳鸯棒》传奇二:‘小家碧玉镜慵施,赵娣停灯臂支粟’。”按:两处于“小家碧玉”一语,或释为“贫家女”,或释为“平民家的少女”,均非确当。考:碧玉原指青绿色之玉石,为人所宝,故贵重。或以喻人而名之,亦有爱重之意,即状人娇小玲珑如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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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4716“社人名单”。本件前缺,失事由及纪年,仅存二十几个社人名,其中有数人有名无姓,包括“富昌、憨儿、清子都头”。伯3231:“甲戍年(974)十月十五日平康乡官斋历”中有“张富昌,张憨儿”,同上号“乙亥年(975)九月廿九日平康乡官斋历中有“张清子”,此三人当即上列本件中富昌等三人。如是,本件之年代当在公元974年于975年间或其前后。 伯5593“癸巳年十月十日社司转帖。”本贴中之社人“张紧子”见于上文已考出年代的斯4660“戊子年(988)六月廿六日安定阿姊师身亡转帖”,如果这两个张紧子为同一人,本件之癸巳当为距公元988年较近的淳化四年(993?)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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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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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有密切关系。宋文帝入主建康的前后,以其藩邸心腹旧臣琅邪王氏王华等为决策咨询机构长官兼任高级禁卫武官。宋文帝与旧辅政大臣徐羡之等人在任命中领军一事上首先发生冲突,宋文帝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以荆州及南蛮府旧部作为禁卫军之主力。控制宫城禁卫军权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之后,宋文帝又采取措施消灭了辅政大臣,将朝政决策权和荆州军政大权收归己手。宋文帝拉拢檀道济,将其从旧辅阵营中瓦解出来,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彻底改变。元嘉三年六月,宋文帝即位后第三次调整高级禁卫武官,以其藩邸幕府首佐、最为倚重的亲信大臣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实际掌控了禁卫军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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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鹳鹊楼》诗作者考实程希超《登鹳鹊楼》诗是首登临远眺的诗，只有四句二十个字：“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名遏行云，的转桑陌，历岁月而愈荣。其妙处通人见知，已成共识。只是诗的作者有王之涣（矣）、朱斌（佐日）二说，且各执一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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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穷者而后工”是由“发愤著书”衍生出来的子命题。本文根据古人的说法,总结出了“诗穷者而后工”四个方面的原因:一、穷而发愤,其文要约而写真;二、穷而发愤,其文能写人情之所难言:三、人穷则诗工;四、欢愉之辞难工,穷愁之言易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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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和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7,11(3)
将理学确立为王朝统治思想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少年时代即落入神圣人生、理想国陷阱的康熙尚在理学梦中,二是南明尚在,三藩之乱又萌,对世情了解不够而又急需赢取汉族认同.康熙对理学有一个沉迷、快速认识、极力补救的过程,其本人因此身心俱疲,落入虚无主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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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及其《长生殿》是否存在民族意识,以往颇有争论。近来章培恒同志在其《洪升年谱》里(以下简称《章谱》)明确断言不存在这个问题,其主要论据有三:(一)洪升曾歌颂过康熙是“圣主”, (二)他对“三藩叛清”深表“憎恶”,对出力平藩者却大加表彰;(三)他一生想求取功名的思想未变。由此证明洪升“拥护清廷的立场始终未变”,故其兴亡之感和对清廷的不满,“仅仅反映了依附清廷的汉族地主阶级分子与满族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存在反清思想或民族意识问题。 应当承认,《章谱》材料丰富,考证详尽,对研究洪升及其作品提供了很多方便,有不少富于启发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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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越世家》中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一语。二千多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争议。我认为,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值得商榷: 首先,所谓“庶子”不应理解为“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这里的“庶”犹言庶姓、异姓。《诗·小雅·伐木》孔疏:“庶姓,与王无亲者”。《周礼·秋官·司仪职》郑注:“庶姓,无亲者也”其次,所谓“子”也不应理解为子嗣,因为越夏在人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文化方面既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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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人崇佛,二百余年间,有难以计数的男女信徒,小小年纪便走出家门,来到寺庵,耳闻晨钟暮鼓,目睹青灯黄卷,了其一生.石刻文字资料反映辽代僧尼出家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当时社会佛教兴盛大环境影响所致,二是在家庭成员崇佛氛围熏陶下而为之,三是全民信教背景下的个人性格使然.辽代僧尼“具戒”之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皇帝下诏“恩度”,每次得“度”的僧尼人数众多,“具戒”之年龄也没有任何限制；二是寺院或僧司出题“试经”,并按成绩排序,“具戒”年龄一般规定为二十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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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天京城失陷。曾国藩八百里红旗报捷:“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但据《李秀成自述别录》:“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英国驻镇江领事艾德金(Adkins)于城陷后一星期到南京参观,据其致英外相罗塞尔报告书,城内能战太平军约一万人。又有外人估计,城内战士最多不过一万人,其中城破逃出一千五百人,被杀者七千人。对此,罗尔纲先生早已考辨曾国藩虚报战功之谬妄(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简又文先生也综述其要,认为“其时天京城内全体人口共约三万人,太平军占其半,能守城作战者不过三、四千人,其余万余人,除大小文官之外,则大都是各处太平军留京之眷属,或老弱孤寡伤病残废,及各王府留守之少数属下人员与卫士,所谓居民实无几耳“(《太平天国全史》卷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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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澶渊之盟后三十八年——1042年(宋仁宗赵祯庆历二年,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一年),辽和宋又发生了一次交涉。交涉由辽遣南院宣徽使肖英、翰林学士刘六符以国书正式向宋提出。事由有三:一是追讨旧账,说瓦桥关以南一带(即瀛、莫二州)本是石晋割属于契丹的,被后周夺去,并且提到宋虽“世修欢誓”,而“曾兴无名之师”,为“始终反复”;二是责问宋和夏构兵的缘由,说夏于辽“久已称藩,累曾尚主”,宋不顾而去打他,是所谓“已举残民之伐,曾无忌器之嫌”;三是违反盟约,说宋“营筑长垣,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有违盟约条款。综合三项事由,最后提出一个要求:“曷若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全文见《全辽文》)。这样大的口气,顿使宋朝君臣饱吃一惊! 不仅要索回关南,而且提出索回“晋阳旧附之区”,即指北汉所有太原等十州、四十县,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无理讹诈。这样做,表面上是欺宋文弱,而骨子里却别有用意,但是这个用意,在封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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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辞海》下册4290页“刮地皮”条,举书证为:《新唐书·程晔传》:“[李固烈]请还衡州,既治装,悉帑以行。军中怒曰:‘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毫发恤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按:此条书证谬误有三:一是拼“日华”二字为一字“晔”,造成人名误称,引起篇目之误,《新唐书·卷二一三》作《程日华传》;二是引文首句方括号,只应施于“李”字,“固烈”之名为原文所有,不当括入;三是地名本作“恒州”,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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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社会作用究竟如何?李贽认为,文学应以“童心”感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出于“童心”的“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①冯梦龙认为,“经书著其理,史传达其事”,而此外还需“佐经书史传之穷”的文学②。文学的“教”并非“理” “事”之“教”,而是“情教”,所以冯梦龙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③“情教”二字既肯定了文学的作用又限定了文学的作用,即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既作了充分的估价,又防…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