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葡萄、葡萄酒

唐代丰富的葡萄文化,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诗歌所反映的葡萄、葡萄酒与唐代社会、文化中.唐诗不仅揭示出唐代葡萄、葡萄酒产地、葡萄文化传播地及唐代葡萄种植和酿造技术,也揭示出唐代丰富的葡萄文化内容.如葡萄称谓的写法,葡萄地名、人名的使用,丝织品葡萄纹图案,诗人拟景状物的素材,时人的葡萄、葡萄酒观念,拓边及边塞生活中的葡萄、葡萄酒特色,葡萄、葡萄酒中的风花雪月、胡风,葡萄酒酒具等.     

礼乐文明与文化自信

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体现。礼为别,乐为和。其社会功能:一是经国序民,伦辈定位。二是克己复礼,教化正俗。孔子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听言动。三是和合心性,培养人格。礼乐能调整情绪,陶冶情操,健全心性。四是礼乐善心,感天通神。礼乐不离人的生活,它能感天地,通神灵,安万民,成性类。     

唐人侠风略论

有唐一代，侠风炽盛，咏侠诗的创作空前繁荣。本文系统论述了唐人任侠风气的成因、声势及其流变，认为唐代社会上层贵族及其子弟的游侠热和侠在中下层文人、民众中的异常活跃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所需的精神力量，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气质精神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一代诗人及其创作。     

儒学为什么是人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儒学的特质

儒学之所以为人学除了春秋社会的特定历史原因，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文章因此追溯到人类文明的门槛，从中西社会不同的文化进程中发现，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思考对象的西方文化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思考对象和起点，其典型表现是西周的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作为孔于思想的源头和反思对象，决定了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的人学性质。文章还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了儒学中“人”的存在特性。     

传承与价值并存:唐代乡村社会的祭祀和农耕生活

在唐代乡村社会,居民生活总是与各种祭祀活动和神灵崇拜紧密相连.这种祭祀目的的功利性,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反映.后世乡村社会举办的祭祀活动都与这种文化积淀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传承着这种富有农耕特色的祭祀文化.从唐代开始流行的人物信仰和行业神崇拜,都体现了农耕生活的重要性,而且,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可以追寻农耕文化存在的踪迹,成为农历节日庆典.尤其是唐代商贸、娱乐和祭祀同时开展的民间活动,对中国传统乡村集市和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试论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必然性

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不仅对此提出了紧迫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为此提供了条件。同时，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在发展和完善中将充分显示出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就使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一定会展示着美好的前景。因此，这一制度的实行必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改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在国…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研究——以唐朝陆海丝路出土出水的胡人舞筵图像文物为例

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意志的城市呈现，舞筵是唐代胡人跳舞专用毡毯，胡人舞筵孑存于唐代陆上丝路石窟壁画、墓葬壁画、碑石图案和海上丝路沉船瓷器纹饰中，是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样态的缩影。长安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广州、扬州、洛阳、敦煌等之所以成为国际性城市，不仅与唐朝政府经营陆海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而且依靠胡汉融合、胡汉并存产生的文化力量和文明智慧，仰仗由多元文化构成、由共同意志凝聚、由共同生活方式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唐朝治理系统下，种族演化、部族归化、移民濡化得以完成，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夯实了根基，从而使人类文明的体验活动开始具有世界意义。     

试论中国侠文化对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

侠文化古已有之,及至唐代风气更盛,咏侠诗创作也渐入高潮,这时期不仅名家辈出,而且诗篇甚繁,呈现了一派独特的风貌。咏侠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初盛唐时期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增强了唐诗的艺术魅力,扩充了唐诗的艺术容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唐乐与中外文化交流

大唐盛世,文学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文化的辉煌成就与汉民族自身的努力固然密不可分,然而唐代社会对外来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汉民族善于博采众长的学习方法,作用也不可低估。大唐文化的丰碑是由中外各族人民共同书就的,异域文明的精髓早已被有机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中。唐代音乐即是中外文化成功结合的鲜明一例。本文试图通过对外来音乐在唐代发展、变化的探讨,来反映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普遍特征。1 唐代外来音乐的传播不仅是对历史的继承,更是对历史的发展。这与唐王室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不无关系。素以     

薛逢诗论

作者认为薛逢是被冷落了的唐代诗人。他不仅文词俊拔，而且在“旁蹊曲径”的写作中蕴含了个人强大的“精神面目”     

伏羲文化考述

伏羲神话起源于北方,其氏族活动时代介于燧人氏与神农氏之同,处于由渔猎到畜牧、由氏族婚向氏族外婚过渡的时代.由于造八卦、制礼乐、婚姻等文化功绩,伏羲在文化传承中被尊为圣王典范和文化英雄.儒道学说发展为社会主流思潮后,对以伏羲为代表的文化英雄地位加以提升,使伏羲不仅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象征,也成为中华文化逐渐向人文精神、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     

中西社会信任的制度比较

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了它们不同的制度类型,而由不同的制度类型塑造而成的中西社会信任在传统文化、基础与载体、模式与结构、程度与范围以及理性追求等方面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社会信任正是依凭这些不同的特点在各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道德经济又是法制经济,需要基于道德和法制的社会信任作为内在支撑。以制度为基点对中西社会信任进行比较,不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信任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构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支撑的新型的社会信任也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五山十刹制度与中日文化交流

五山十刹制度是中国南宋时期建立的官寺制度 ,在佛教和宋学的东传过程中 ,五山十刹及这一制度起着独特的作用 ,他不仅为中日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种载体 ,而且日本还以此制度为模本 ,吸收和嫁接中国文化 ,从而形成了五山文化。考察这一制度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为我们研究中日文化的交流提供一种新视野。     

文化力建设的价值理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自觉

重视和加强文化力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文化力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有经济力的物质推动、政治力的制度保障,更需要有文化力的精神驱动,以增强社会主体参与实践的自觉意识。     

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预设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不仅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而且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传统相关.民族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思维空间.中西方在公共权力制约上不同的路径选择,隐含着对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观念预设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限制的内在循环,并使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一并呈现出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     

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留学交流的现状与课题

中日两国的留学交流不仅对各自的社会发展,而且对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繁荣和稳定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试图从国家战略、高等教会、社会文化三个层次对中日两国的留学制度、留学生的派遣接受以及留学生的现状等进行有益的比较性探索。     

心理疾患的社会文化根源

心理疾患的社会文化根源上官子木人的心理疾患其成因是复杂的，不仅包含有生物因素、心理因素，而且还有社会文化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疾患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高发病的类型上都具有一定的人种文化特征，这是与中国人的自我结构、人格类型、文化习俗、社会化方式以及社会...     

论解放思想的文化创新机制建设

关于解放思想的文化创新机制,近年来学界有所关注,以下三个方面是构建解放思想文化创新机制的关键. 一、培育尊重不同思想观念的制度文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不仅社会思想意识空前活跃,而且在各个领域操作层面的实践理性方面的思路和观点更是丰富多样.     

试论清宫演剧的礼乐性质

礼乐文化与古代戏曲的关系问题是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而又较难厘清的问题.本文试以清宫演剧为个案,通过对清代礼乐制度与宫廷演剧诸环节的考察,从彼此相联的三个方面对清宫演剧的礼乐性质进行了论证,认为:从清帝对宫廷演剧的定位与剧本制作的针对性看,清官演剧具有明显的乐为礼设的意味;而就演出仪程中雅俗相参、戏礼相用的特点言,清官戏曲实为清代礼乐的组成部分;即以清代君臣对清官戏曲的理解和感受论,清官演剧也具有古典雅正与乐和人情的礼乐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