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儒学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结合实际上是在实际、实用、实践层面和理论、思想、精神层面上的结合。第一种结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革命行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第二种结合是从思想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使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两种结合都决定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为主体而形成的。那么，毛泽东究竟从传统中继承了什么？本文认为，毛泽东吸收了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思想…     

“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命题与实践要义。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先进知识分子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境的主张,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命题提出之际倡导“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再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践行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擢升,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独立出来,“两个结合”正式被明确提出。“两个结合”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今“双向互动”上的思想进阶。要深入地把握“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有必要对其哲学思想基础进行深层的探究。“两个结合”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有根本规定性,在实践发展上也有具体要求。“两个结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全面的结合,也是主动的、科学的、有效的结合。     

科学理性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生成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重构过程.由于东西方文化时空上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从它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命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客体文化,在新的文化圈中只有依据新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条件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才可能作为一种发展了的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但同时,在进行这种创造性的转换过程中,就不可避免渗入新文化圈中消极的文化因子,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某种程度的“失真”,从而对之作出错误的重释.这是一个理论传播过程中互为纠结的怪圈.索解这一怪圈,     

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艰难性──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审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自启动之初，便面临着种种困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怀有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积极向西方（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地影响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上的自信，使我们在对中国文化上的心情比一百年前轻松得多。但是，“文化危机”的压迫感还是无法解脱，仍需我们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审视。一、甲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国文化人…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动力之分析

近代以来,起源于传统士阶层的且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构成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士志于道"的传统成为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他们所致力于的"道"与马克思主义在理想层面的契合更使其倾向于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实践理性"的思维模式成为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更坚定了其选择。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从中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在精神层面的含义一方面从文化深层机制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思维特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意味着中国的传统思维和传统文化必须秉赋现代性.通过毛泽东的创造性阐发,马克思主义不仅真正秉赋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也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观性、朴素性和模糊性,使中国真正拥有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有民族形式又具科学精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真理标准和"小康社会"等命题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应有新的飞跃,同时应突显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位文化的特色和价值.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

中国的具体实际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根据与直接动力,而赓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基础与文化底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借言赋意”(概念层面)、“耦合再造”(思维层面)和“溯本开新”(价值层面)的方式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一个历史过程,更是一个创造过程。     

转化与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觉、完整、系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的统一中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认识与揭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只有在“根”与“魂”统一的人生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立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相结合”之间的相结合,为塑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转化创新路径。     

论中国共产党双重文化使命的发轫动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个案,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双重文化使命的发轫动因。依托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构成了他们思想转变的起点;实践观引发变革,使五四知识分子中分化出一批信奉科学民主、秉持公正评判、注重实践激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天然拥有富饶而强大的文化基因,必然担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核心。     

民生的道义性特征对五四文化选择的影响

当中国的发展面临道义缺失的困境时,回顾五四时期民生道义优先原则如何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现代性革命的胜利,是有意义的.文化选择中的重要主体性先验框架是:文化主体对现实的人的状态、特别是弱势阶级的状态的关注,道义优先的原则成为抽象的“国家命运”之实际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道义关怀,不仅超越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追求,也超前于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中的心灵矛盾,意味着自我改造.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既是制度的革命,也是观念的革命,后一革命的意义是不容易认识清楚的.     

近代中国文化观的革新历程

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也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开始了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艰难历程.在变革的过程中,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最初的器物层面经历了中间的制度层面,最后深入到文化本质层面,最终完成了对西方文化本质的认识,也完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观的最终革新.     

从三个论断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必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要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述指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这既是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新时代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两个结合”思想升华的三层意蕴及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认知的三层思想升华。从“宏大叙事”的诸多称谓转向“精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之“体用合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思想升华；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从侧重中国具体实际之现实国情到深入中国具体实际之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具体实际认知的思想升华；从侧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发展创新”、从侧重中华传统文化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到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思想升华。“两个结合”是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具有隽永深邃的原创性贡献，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昭示了中国特色的人类指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着、关涉着许多不同的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首先,作为一种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区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其次,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可以区分为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仅就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它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就必须完整地把握以上各个方面.     

“格义”之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清末民初之际，作为一种思潮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走过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在早期传播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格义”之方法论，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大同、井田制、墨子等，比附接引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学习不够系统，理解并不深刻，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甚至主观上还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但客观上的确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开了一扇窗，逐渐让国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塑了未来社会之理想图景，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范式

第一种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这种范式得以形成和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首先是从唯物辩证法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二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哲学”教科书所提出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思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阐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范式旨在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突出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与趋势的阐释,从而从历史规律层面论证和阐明中国革命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在理论维度，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历史维度，是因为两者经过否定环节之后的彼此相通。这种高度契合性集中体现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全人类彻底解放”相契合，“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与“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相契合，“家国天下”的统一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相契合。高度契合性拉近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联系，架构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桥梁，建立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纽带，从而推进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