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     

香港作家的故事新编

香港作家的作品 ,对传统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尴尬而矛盾的姿态。一方面 ,文化传统上的一脉相承和厚重深邃使其作品保持着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方面 ,香港独特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联系以一种疏离、质疑的方式得以呈现。因此 ,“故事新编”成为香港作家一个引入注目的书写方式 ,形成一种母题。本文拟从母题学的角度对香港“故事新编”体小说进行疏离与分析。     

互补·融合·升华——比较视域下“北方民族文学”的宏观考察

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由上而下”,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则是“由下而上”,这是一个旋涡型的轨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应该把这种整体风貌和深层脉络描绘出来.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     

少数民族叙事与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与当时的少数民族叙事密切相关,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下,不仅具有身份自觉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渴望成为书写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主体,为在"现代化"语境中重建本土认同,一些批判主流传统的汉族作家也向边缘族群文化寻根溯源.这种"寻根"书写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寻找到了实质性的本土资源,而在于它建立了一种质疑任何现成的文化拯救方案的开放性叙事.     

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

“无聊”是伴随现代性而凸显出来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当代文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真正大面积的、有深度的书写则是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笔者简要梳理了这一文学现象在当代的发展脉络,并以贾平凹的《废都》和“新生代”作家的主要作品为例,对“无聊”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自我迷失、意义危机与信仰溃败等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同时,对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也作出了相对全面和客观的评判.     

论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抒写

废名是前期“京派小说”的中坚作家,其乡土小说被称为“田园牧歌”和“乡土抒情诗”,这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叙事风貌有关。在小说叙事上,废名开了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和“诗化”的先河,而其田园归隐情结这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也具有“先行性”。这就是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叙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故乡的两极: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在启蒙视野的观照下,乡村负载了荒凉、凋弊的文化意像,而对童年乡村的记忆又隐含了女性作家对现代家园的期许和重建.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沿着两个不同内涵展开了对故乡的想像和构建,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现代性的正题和反题.     

文化的颠覆与救赎——试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

革命话语的转换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又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本文从文化与历史演变关系介入,揭示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省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颠覆和精神虚无的状态;另一方面,揭示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救赎过程中,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存在的深刻矛盾,并指出小说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找寻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元小说”的叙事手段及其操作策略

“元小说”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它常常以“露迹”、“戏拟”、“拼贴”等手段来颠覆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并进而消解这些模式和规范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威。由于这种反中心、反权威、反制度化的解构倾向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使得“元小说”这种由来已久的艺术形式受到了众多作家的重视与青睐。     

“先锋”与“红楼”可贵的参照系——从两个文学现象谈起

<正> 从80年代初滥觞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一批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创作而成的所谓“先锋”小说蔚为大观.“先锋”小说的出现,或许有其某些所谓与西方“类似遭际的文化情境”,而众多作家力图突破传统小说固有的审美规范,为反映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体验与思考而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动机,是十分明确而强烈的.“先锋”小说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使得长年沉寂的小说界变得热闹非凡.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时过境迁,对于“先锋”小说,读者由热情顾盼转而变为漠然置之.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接受现代派的文化心理准备不充分?非也!可以说,现在的读者,文化心理准备比任何时期都要充分得多.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40年代大陆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大陆沦陷区的乡土小说虽立足于表达"与现代民族主义有深厚关系的政治性乡愁",客观上却倾向于呈现传统文化的诗意,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更为明显,并因此带有独特的审美价值.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表明,对曾长期浸染在封建文化传统中的中国而言,文化认同是双刃剑,它既能标明区别于"他者"的身份,也极易引向民族自恋的审美倾向中去,弱化对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因素的审思.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并不明显,一方面作家们并没有能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国家理性;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排斥,留恋于乡村文化中.     

林徽因小说中的现代性解读

林徽因是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她具有两种文化身份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她的小说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性意识。林徽因小说“世俗现代性”表现在对社会现代化、理性化的向往,对自由幸福人生的不懈追求。其“审美现代性”表现在对思想启蒙的怀疑;对现代社会的怀疑和批判;对淳朴乡村生活的向往;反对文学意识形态化,追求文学诚实地表现自我、表现人性。     

从东方主义到中国经验——先锋小说的巫术传奇

基于一种启蒙主义的思想诉求,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经常会以巫术文化为武器,去表达自己的历史批判意识,但他们的东方主义心态,却又令其更沉迷于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书写,先锋小说中的那些巫术魅影,也就因此成为一把思想的双刃剑:它既能颠覆历史权力,也能扰乱先锋作家的启蒙表达。这种双重影响,直至90年代方才有所改变。彼时由于先锋作家的创作转型大多以民族主义式的"中国经验"为依据,故而他们才能在祛除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让巫术文化进入了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谱系。巫术文化的这种历史发展,无疑也反映了先锋作家在追求文学现代性道路上的思想流变。     

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三个向度

随着1990年代后期文化语境的变化,部分作家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和性别视野等日常主题中突围出来,重新开掘了新的话语向度:其一是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新“国民性格”进行省思;其二是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一种平民化的人道关怀;其三是于故土家园、人情人性以及民情风俗中发掘真诚、善良和美德,意图以此实现对生活庸常性的超越.考察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维度,对把握作家的自我认同变化以及当下小说的精神重建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精神化叙事与时空的历史记忆——由金仁顺古典题材小说引发的一点思考

金仁顺的小说,习惯以干净利落的叙述方式,对爱情、人性和现实世界作出冷静而尖锐的探寻与拷问.对“故乡”的书写是作家近年来时常涉及的主题.金仁顺对故乡的书写一部分根源于青少年时期在煤矿的生活,另外一部分则缘于她的朝鲜族身份.以长篇小说《春香》为例,朝鲜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民俗传统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唯美的底色中带有淡淡的民族风情.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书写与寻根文学不同,它更多地是将这些民俗传统与文化积淀设定为故事的背景,试图在自己的创作中延展出人类共通的生命感.     

文明的烛照与召唤——论8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外来者叙述

本文以80年代乡村小说为考察对象,论述其中的外来者叙述模式。外来者承载着知识者身份和城市文明背景,对乡村进行文明的烛照和召唤,而乡村以女性形象出现,在性别想象中回应外来者的叙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