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并尝试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完成政治创制,政制创新进程随着共和国政权的旁落而夭折。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反思,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有效创制所需行动资源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加之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旧制度突然崩塌以后的近代中国完成填补权威真空和制度真空的历史使命。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探:一个路径依赖的视角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非常重要的一次自强运动,它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倡导民权、平等。但是由于报酬递增以及政治市场的不完全,自我强化机制使专制主义制度陷入了路径依赖,专制主义制度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戊戌变法由于无法打破路径依赖下形成的制度均衡,无力实现制度创新,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里,我们认为可以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来找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结构与历史性变迁——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改革开放至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等三个历史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结构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各政治变量序列结构影响,并与各政治行动相关主体形成博弈互动态势;同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的历史变迁发生了路径依赖现象,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中,出现新的制度断裂和历史否决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要打破历史否决点,适应新的制度情景,从而实现制度的再变迁和再创新。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困境及其化解

作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方政府是教育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中央安排的重大改革试点工作,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活跃期。与此同时,地方教育改革创新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难,如改革的共识尚未形成、"政府责任市场化"、将"治理问题体制化"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须重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行政标准与教育标准等关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教育制度的综合改革。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述——兼论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分析"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则刚刚起步.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并反思其深层次本体论、认识论基础,最后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析的视角思考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地方治理精英与制度创新的关联性分析:以杭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许多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对此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或理论框架作了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存在一些问题,或解释力不足,或逻辑上一致性的困难。本文以"杭州经验"为案例,提出从"地方治理精英"的角度来解释地方制度创新的发生,认为"地方治理精英"的视角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发生及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推广性的一系列问题。就"杭州经验"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杭州市之所以开启"开放式决策"与杭州的政治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精英(治理精英)的发动是最直接和基本的因素。杭州的经验在中国有其普遍性,它展示出的是中国地方治理转型的基本路径及其关键之所在。     

电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宣传与团体利益

在中国电视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宣传的需要决定了早期的电视制度安排,启动了中国电视事业的早期发展;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时期,电视部门和地方机构的团体利益推动了市场供给的电视制度创新;但是旨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存量调整制度创新涉及团体利益的调整,既得利益者因此缺乏创新制度、执行制度的动力,政治宣传需要以及在政治保护伞下的团体利益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我国其它领域的很多制度改革一样,收益共享的增量式改革相对容易进行,既得利益调整的存量式改革则难度大得多。     

多重制度约束下的传媒组织转型——以M市新闻传媒集团为例

本文从宏观制度环境约束和微观行动选择相结合的视角,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以M市新闻传媒集团市场化改革为案例,分析特定时空条件下扮演政治、经济、社会多重角色的传媒组织,在多重制度约束下实现市场化组织转型的过程和动因。研究发现,面对持续的政治控制、崛起的市场机制和萌发的社会责任,在具有个人能力、魅力和社会资本的主要行动者的策动下,传媒组织通过宣传与经营的分离和自觉强化"党的喉舌"功能等举措,为市场化改革赢得合法性,通过跨行业、跨区域和跨媒体的产业经营和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率,顺利地实现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市场化转型。     

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角色变迁与实现对策

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制度中扮演着次级行动集团和初级行动集团的角色,根植于政府本身的“诺斯悖论”和集体林权改革的“路径依赖”,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偏差。因此有必要分析地方政府角色偏差的缘由,进而探寻实现地方政府角色的对策,以推动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现代化视角下的考察

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辛亥革命与此前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是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演进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国人认识到进行制度变革的迫切,维新变法之呼声高涨,遂有1898年的维新变法之举。戊戌变法虽遭守旧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但经过庚子之变,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于是"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相继上演。但清王朝对将会危及其统治特权的"预备立宪"敷衍、拖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功绩主义原则及人事制度创新

在西方,从公务员制度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完全不同于传统价值的新型管理理念和方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进公务员制度核心价值的功绩主义原则及其实现形式。在中国,政府人事管理改革正面临着两难困境,通过对功绩主义原则及其变迁的分析,启示我们解决问题的根本性途径,在于我国政府人事管理改革上的创新。     

人民民主专政的生成和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价值取向

本文旨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形成必然 ,考察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结构与价值取向 ,以揭示决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和制度精神 ,并从中分析出中国政治形态中理想与现实、制度与主义、目标与手段的内在联系 ,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存在的问题以及应有的发展取向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基于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理解欧洲中世纪大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大学制度的来源、制度的历史变迁以及制度的社会环境。中世纪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教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大学与地方政府、权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动,以及大学内部团体的相互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大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也决定了大学和大学制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当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与挑战,在建设中国一流大学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为中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办出特色把握好方向。     

中国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研究

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策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山东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政策创新过程中,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通过个人行动策略与制度性因素之间的耦合推动政策创新.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通过发挥问题界定、支持联盟建构、示范领导等行动策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政策方案,以此获取来自上级政治精英的支持,从制度层面积累改革所必需的政治资本,进而强化其在科层决策网络中的位置,最终推动政策创新的成功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