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什么?--对哲学价值的文化学思考

人类文明史的总体发展目标似乎是朝着理性的方向迈进.在西方文明史上,不少哲学家把人的本能和欲望设定为理性的对立面,从一个与本能及欲望相反的方向上探索理性.问题是,哲学总是在反思经验的基础上表达它对理性的理解,而经验又总是与文明的类型及文化模型紧密相联,是一种文化意识.理性究竟是什么?反观一下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也许有所启发.     

有限理性:理性的一种发展模式--试论H·A·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模式是以追求"最佳"作为其基本特色的,它的决策模式的哲学思想本源于传统的"经济人"理论,认为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以H·A·西蒙为首的一些行政学家和组织学家对这一理想色彩较浓的理性决策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事实上完全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理性决策模式所要求的人类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也同样不存在.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往往受到信息、时间、技术等外部因素及其自身的认知、人格、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明确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

文化模式是历史中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形成之后,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起到型塑的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一种"罪感文化模式",日本是一种"耻感文化模式".两类文化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成长环境和具体行为表现,表明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在形成根源、制约机制、影响后果等方面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一 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土壤上产生出来的思想成果,其思维模式、理论样式都具有西方文化的特点,这些形式和特点与中国文化及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特点是有差异的.     

有限理性：理性的一种发展模式——试论H·A·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模式是以追求“最佳”作为其基本特色的,它的决策模式的哲学思想本源于传统的“经济人”理论,认为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以H·A·西蒙为首的一些行政学家和组织学家对这一理想色彩较浓的理性决策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事实上完全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理性决策模式所要求的人类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也同样不存在。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往往受到信息、时间、技术等外部因素及其自身的认知、人格、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明确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时尚、文化模式到指导思想的逻辑嬗变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从一种"文化时尚"到学术论战中受人追捧的"文化模式",再到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的三次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它较好地处理、协调了与西方社会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国情实际等三方面的关系,很好地凝聚起中国社会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工农群众以及广大社会阶层,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中国人同呼吸、共命运、求发展的实践品格和理性追求,展现了深厚的文化魅力和广泛的文化价值。     

理性的主观化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对西方文化历史变迁的反思和批判

西方文明基础从客观理性走向了主观理性.从关注自身目的的理性走向了关注手段和目的关系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上本来是同一的,但是,启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否定了客观理性,理性因此主观化了.建立在主观理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是要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而这种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就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在文化上,人的一切行为都按照满足物质生产的需求的模式来理解,这最终导致文化的自我毁灭.     

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观差异——来自于文化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心理与文化环境是相互生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道德观念也必然是由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所塑造的。时至今日,东西方文化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反映在道德观方面表现为:西方道德观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公正、关爱和宽恕等;而东方的道德观念则更加强调以集体和个人责任为导向的道德观念。     

在“超越”与“非超越”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刍议

如果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西方呈现为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外观。就总的特征而言，西方是科学（理性）中心主义，中国是伦理（价值）中心主义。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导向下，西方人并不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伦理价值主义的导向下，中国人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不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未能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只是维系或恢复原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因此，西方文化表现为“个人的非超越”和…     

论《红楼梦》英译中的文化迁移

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所体现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迁移的关系问题,表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及译者的文化取向诸因素对翻译具有深刻的影响,必须特别注意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使译作实现文化跨文明的沟通.     

环境理性与决策规则变化

尽管组织管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它们存在高度一致性,即围绕特定的理性目标,探究特殊环境下有限理性对主体行为人决策的影响。本文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理性影响决策规则变化的进行研究,认为环境理性是源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知和合理定义的并对决策者期望效用水平产生影响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状态。并试图用环境理性解释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企业垄断竞争行为与市场多态均衡现象。     

试论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各有特色,其差异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模糊性与精确性;悟性直觉与理性逻辑;有机性与机械性。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是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重要根源。     

组织文化、决策模式与组织效率:基于中日酒店集团的比较研究

组织效率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组织文化以决策模式为中介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日酒店集团的比较分析表明:组织文化是造成中日企业之间组织效率存在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决策模式则是打开"组织文化显著导致不同组织效率"这一"黑箱"的钥匙之一,在两者关系中充当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一种内团体式的集体主义,而日本的集体主义是社群式的集体主义,由此导致两国企业分别倾向于家长式决策模式和集体式决策模式,最终使两国企业的组织效率存在显著差异.     

非理性因素的正面作用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人的精神因素包括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后者通过心理、认识、情感等影响决策行为.现代决策内容广泛深刻、形式复杂多样、节奏快速多变,更需要决策者的敏感性、责任心、承压力、直觉等非理性素质的提高.直觉决策、情感决策等非理性决策模式也是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你"关系中的人:"超越的存在"——20世纪西方"人学"的宗教观

西方宗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外在礼仪向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地,宗教观也经历了一个从信仰主义到自然主义再到人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人的主体性原则及其与之相关的非理性原则成为20世纪西方神学或宗教哲学的主导原则,"人学"研究进路成为20世纪宗教观理论思考的共同取向.上帝的问题与人的问题彼此关联、彼此定义,上帝与宗教贯穿于世界与人生之中.以马丁·布伯与雅斯贝尔斯的思想为代表的"人学"的宗教观本质昭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危机,即个体性的失落和主体间的疏离,因而成为主体反省意义上的哲学对于宗教深刻反省之后的理性表达,并传达出人作为"超越的存在"是指向上帝的"存在"、与上帝"对话"关系的"存在"--"人学"和宗教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契合的可能.     

论保守与激进在中国近代文化潮流中的共通共融

在中国近代文化潮流中,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为焦点,形成了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两大思潮,但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近代社会使得二者的关系也绝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它们的对立与分歧被夸大,相互影响、启发的关系被忽视了。其实,二者有时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和认识上的某些共识,彼此间也非壁垒森严,存在着师友关系和互相渗透、转化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均产生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面临着共同的时代主题,因而存在联系和共同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和”与“主体间性”——对主体之应然关系的比较阐释

“中和”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核心范畴,铸就了中华民族乐感文化精神。“中和”作为哲学范畴,与西方现代理性的发展殊途同归,二者都强调多元主体性及其间的平等存在样态,都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与共在关系。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性与共在关系,打破了西方理性史书写的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因此,中国文化自身具备的现代化质素,可以而且应该与西方文化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应然状态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话语权与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通过话语的力量征服人们心灵的活动.掌握话语权意味着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正义或正当性之上,是文化外交的至高目标.文化外交主要有演说与修辞、现代媒体宣传、直接影响知识界、谋求建立话语体系内部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传播语言等途径.如果文化外交传播的国内话语和外交政策本身存在矛盾,就会迫使国内话语更改.话语形成和变迁有话语继承、话语改造和话语独创三种主要模式.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外交的技巧、建立有竞争力的中国话语体系、把文化外交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现代西方文化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出现了新的演变和分化,其主要特点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的理性文化模式提出了挑战,以至形成为一百多年来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它不仅直接反映在哲学领域,而且也影响到现代西方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研究和探讨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中吸取其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借鉴其有益成果,对促进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是有禅益的。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