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及未来进路

当今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失去了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德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陷入德性困境的泥淖。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公共行政的德性困境源于价值和经验的二元纠缠。而西方公共行政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二元纠缠的产物,无论是民主制行政还是官僚制行政都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公共行政要以追寻公共价值为目的,并真正地提高公民参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找到可能的未来进路。     

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思考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说为起点、以官僚制为主要理论模式的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强调行政的事务性、技术性和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效率所在,也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公共行政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为了克服官僚制的缺陷、纠正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把价值因素及实质理性引入官僚制,进行公共行政的伦理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公共行政的伦理化和道德化。     

行政思想史视阈下的社会参与——兼议公共行政的取向之争

公共行政理论在由政治-行政二分、事实-价值二分到决策-执行二分的演进过程中,社会参与也相应由政治决策向行政决策、行政执行等领域推进.公共决策中引入社会参与是以民主等政治价值为依归的,而新公共管理在政策执行中引入社会参与则是为了满足行政活动对效率的需求.这些需求与社会参与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意味着社会参与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达到更高的层次.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公共行政转型:破解民生难题的路径解析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内源于行政价值与公共价值的契合度,这种价值的趋同程度规范并影响着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和主导方向,对于塑造行政人的"公共人格",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类在公共行政现代化的求索过程中,曾一度陷入单纯工具理性的泥淖,无力担负起公共行政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强化公共精神,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是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公共精神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价值基础,关照民生乃现代政府的治国理念,现代公共行政须突出和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而破解民生难题的路径便在于公共行政转型,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悖结及其调和——兼谈公共行政范式的逻辑自洽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张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备受关注的重大话题,官僚制的极权主义、信息垄断和专业主义尤其被指责是对民主价值的正面冲击.通过理论界学者为理性官僚制反民主的辩护,我们不难发现,官僚制的“反民主性”实际上根源于它所生长的现代社会困境——“现代性悖论”,而不是官僚体制本身存在反民主的劣根性.本文在分析传统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找寻平衡矛盾的场域,即民主式的官僚制行政,以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进而为公共行政学的逻辑自洽找到了一个支点.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式转型与实践阙如

在现代政府回应模式形成之前,政府回应的模式经历了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三个阶段。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的弊端,对政府回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式官僚制过足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的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实质官僚制不足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我国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完善

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各国政府把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来承担,公共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种类型,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法产生了影响。综观法、德、日等几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主体类型,其均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政府的改革,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承担公共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不能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应提出“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以重新界定我国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我国行政主体的范围。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制度供给比较研究

服务型政府是基于服务行政理念提出的公共行政体制概念。西方国家提出服务行政理念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诉求/参与—回应—责任"模式的民主行政体制目标,是因为原先的官僚行政体制与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冲突,也是因为基本的政治制度能够满足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制度供给需要。中国提出服务型政府理念和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服务型建设的民主行政体制目标,却是因为整个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当下,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缺乏相关的政治制度供给,因此,加强相关政治制度的供给,不仅是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的迫切需要。     

以德行政:对官僚制的超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德治国",具体落实到公共行政中,就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模式,我们把它称作为服务行政,它将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以德行政"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官僚制的出路.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努力构建以德行政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在构建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道德化是最为基本的内容.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通过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建设,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塑,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公共行政学的变迁与行政法的演进——兼论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

行政法是关于公共行政的法.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互动互助的紧密关联.公共行政学从诞生之日起,在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模式变迁双重影响下,历经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转换.与此同时,在公共行政学影响下的行政法学也自主地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并先后构建管制型、回应型、参与型以及整合型的行政法律秩序.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论官僚制组织的当代困境

工业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以其高效、稳定的组织结构特征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在其产生初期注重的是组织内部的发展,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但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公共舆论的不可控制性和不确定性使它原来的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已不能适应对社会的管理。所以当代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如何去管理网络公共舆论就成为其当代困境。针对这种困境,官僚制组织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应对、以合作的方式来从事管理。     

我国公共管理中的沟通与互动问题初探

我国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的制约因素有：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体制和运作方式；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多元并存、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的缺失。对此，可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引入顾客战略，建立参与和互动型的行政决策体制，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沟通科技。     

论法治社会下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背景下,传统的行政权力配置与运行的理论与制度日益凸显其局限性与滞后性。回应现代公共行政发展与建设法治社会的需求,重新审视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准确把握两者的内涵及其关联性,促进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实现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与规范运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行政诉讼法》修订之结构模式研究

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建构了以具体行政行为为调整对象的一元诉讼模式。该诉讼模式已不能有效解决当下的社会自治纠纷、行政合同纠纷、抽象行政行为纠纷,也难以有效维护公共利益。为回应公共行政发展的需求,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应跳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元思维框架,在对公共行政类型化处理的基础上,确立多元诉讼的结构模式,根据不同类型诉讼的内在要求,确立不同的诉讼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