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投资与膨胀型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膨胀型波动。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投资增长,投资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政策导向应是刺激消费需求增长、抑制投资波动。     

消费、投资与膨胀型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膨胀型波动。分析表明消费需求扩张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拉动作用远大于投资增长,投资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政策导向应是刺激消费需求增长、抑制投资波动。     

中国企业投资日本的前景分析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日本经济低迷形成鲜明对比,与从前的日本投资中国一边倒的经贸格局相比,中日经济互动导致的中国企业投资日本的事例不断增加。甚至有人断言,未来三至五年,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高潮迭起,中国企业将会掀起赴日本投资的热潮。     

投资低效与经济增长:对中国资本存量和无效投资的估算

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巨大,但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效率进行比较,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由于产出中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为了GDP增长速度进行的无效投资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来目的.倘若投资和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共同推进

2010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增长是抵御金融危机"保增长"、"调结构"的主要动力.从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推动的历史特性、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联、效用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能否持续回暖取决于政府拉动的投资能否有效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回升.因此,正确处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关系,促使民间投资积极跟进,追求二者有效联动、合力,同时创造更完备的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才会实现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     

论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提出政府投资与诱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并通过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是单调爆发型增长态势.为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而对投资支出作出抉择.     

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公共投资通过提高私人投资回报率,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的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的结果认为中国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是很显著。对该结果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本文提出的相应的财政政策建议是加强公共投资管理以提高公共投资效益和在总量上保持国家财政对教育和科学研发投资的稳定增长。     

投资对山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1991年以来,山东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增长迅猛.其中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投资的贡献多大,投资的效率如何,投资是否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投资的结构是否合理,本文通过实证得出了研究的结论.     

住房投资的挤出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对住房是否存在过度投资,通过对我国2001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住房投资、非住房投资和总产出的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其结果表明:中国住房投资和非住房投资都可以作为总产出的领先指标;从长期协整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长受住房投资增长影响强烈,并且住房投资对非住房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回顾宏观经济的运行,认为住房投资推动通货膨胀增长的机制仍然存在,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仍将受制于住房投资的非理性增长。     

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我国现有高投资产业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投资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形势下,探索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传统制造业资本深化形态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制造业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将构成维持中国未来高投资产业的基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对新型城镇化将提供不可或缺的产业支撑。但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房地产泡沫对内需的挤压效应、金融"压制"体制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高税负效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投资转型升级乃至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障碍。要释放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巨大投资,必需破解三大障碍。     

中韩间贸易投资:现状与前景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韩国经济受益。即使在最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也为韩国经济保持增长提供了一条出路,尽管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稍微有点晚。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技术输入的激增为两国经济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它们能从欣欣向荣的中国大陆经济中获益。然而,不断扩张的中国制造业可能会使许多韩国企业出局,因为两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既有互补性,又有相似性。实际上,近年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对韩国的产业生存策略是一个有益的推进,促使其尽快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变。由于中国经济繁荣造成的韩国制造业空心化是一个新的挑战,韩国必须致力于发展成熟性经济。     

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采用1989--2004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对德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及中国潜在的巨大销售市场是德国对华FDI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经济开放度对德国对华投资起决定性作用；成本低廉且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德国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而汇率和前期资本存量以及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德国对华FDI的影响并不像一般认识中的那么大。     

GDP增长、投资低效与居民福利提高

经济发展以增进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为目的,如果经济增长的存在大量盲目无效投资,那么所能获得的就只是GDP数字的高速增长,由于其中将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致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连连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倘若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作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初级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中等教育层次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较为显著,高等教育层次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十分显著。     

我国投资与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选取1978-2005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了从投资到GDP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型。并进行了VAR脉冲反应分析,研究了投资、劳动力就业的冲击对GDP产生的动态效应,最后还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虽然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提高,但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要素的投入来拉动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差异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基础和优惠政策,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广袤的西部地区FDI微乎其微.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东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东西部原有的经济发展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以1985-2006年为样本期,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西部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西部大开发的继续推进和实现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就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来讲,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在各个经济体之间也无太大的差别,假设技术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可以产生巨大经济增长差异的要素是资本.本文从固定资产投资对西藏经济增长的拉动这一角度分析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试图找出一条适合西藏特色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之路.     

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成因和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随着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长为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然而,投资领域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低、投资就业率下降、投资产业层次低、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主要应优化投资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等。     

严格界定我国公共投资范围探析

公共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手段之一为世界各国学者及政府所重视.从我国1978-2008年公共投资占GDP比重来看,早期存在公共投资不足现象,但近些年公共投资规模已明显偏离适度规模,已存在偏离最优效率态势,这应该引起我国宏观决策层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本文结合国内外经典文献,深入探讨公共投资含义,综合国内外关于公共投资范围的研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我国当前公共投资范围进行界定,以期有助于提升我国公共投资效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经济长周期内中国公共投资最优规模探析

基于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视角,建立了中国公共投资最优规模的测算模型。利用1997-2011年中国动态面板数据及联立方程方法,估算出中国公共投资最优规模约为GDP的9.9%,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净挤出效应。因此,为了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中国应采取缩减公共投资规模、提升公共投资效率、完善公共投资监督及决策机制等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