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个人生活、就业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8年6—7月对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自评健康水平来测度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自评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初中、高中组的健康状况好于大专及以上组,家庭负担系数越大、日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一线工人的健康状况比技术人员要差,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重庆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重庆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分析了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采用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揭示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对农民工生活质量进行合理性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模拟方案分析寻求亟待提升的对农民工生活质量有拉动作用的影响因素,指出建立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表现出高标准和多元化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择偶标准高于女性;家庭背景对择偶标准的影响在减弱;流动经历、城市融人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大众传媒却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利用在山东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个人及家庭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中国国有林场职工的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北、浙江、山东等14个省（市、自治区）490个林场10000位职工的问卷调查为依据,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深入分析职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3.6%的国有林场职工对生活感到不满意,68.2%的职工感觉生活压力很大。同时,职工年龄、工作年限、配偶工作、收入、住房面积、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社会保障、林场与职工之间的关系以及职工对未来的信心程度等因素都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女性独居老人自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2002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状况调查数据,从中选取女性独居老人,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讨论了影响女性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众多影响独居老年女性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作用最直接。生理因素和人口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心理因素体现,而社会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与心理因素相关。     

我国农民工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2006-2007年7个城市农民工调查问卷资料为基础,总结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特征,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模,研究影响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因素。性别、年龄、工作性质变动、工作持续时间、求职方式变动以及刚进城时收入等因素对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显著;而受教育水平、进城时间和地区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农民工增收影响较小。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与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以增加农民工收入。     

互动论视角下的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研究

本文利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武汉市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1200个城市农民工,主要从符号化和典型化互动、日常生活规范互动、权力结构互动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最后得出前两种互动影响着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民工就业培训调查分析

参加就业培训是农民工顺利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调查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主要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较弱,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现有劳动力就业培训市场不规范,农民工对其表现出极大不信任;就业培训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构建以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为主体,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相协调的就业促进型培训模式。利用这一模式,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加大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