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理论之维

生态问题本质而言不是环境问题,而是科学问题、哲学问题、价值问题和伦理问题。我们必须重审人类文化,思考人类文化如何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探寻造成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反思生态文明的理论之基。     

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 不惑” 之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伴随它的时代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回应具有前沿意义的三大追问:"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伦理学"如何"有伦理"?"中国伦理"如何"是中国"?"不惑"之境的要义,是以认同与被认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安身立命。"成哲学""有伦理"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中的"安身",核心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中国"是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立命",核心是中国气派。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现代伦理学面临"哲学认同"的危机,危机源于两大学术误读: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哲学气质的误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误读。现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回归"精神"的家园,透过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的建构而"成哲学"。"无伦理"是现代伦理学研究最明显也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惑","道德"的话语独白导致"无伦理的伦理学",它根源于中国伦理学传统的断裂和康德主义的影响。"是中国"不仅是中国理论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问题意识,而且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研究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天命;不仅关乎伦理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关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自立。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完成三个学术推进:由概念诠释系统到伦理道德一体的问题意识的推进;由学术气派到学术使命的推进;由"礼义之邦"到"伦理学故乡"的推进。     

《 精神现象学》 与伦理文明观

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精神现象学》到底"现象"了什么?它不仅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思辨哲学体系,演绎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辩证法,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明观即"伦理文明观"。黑格尔哲学具有浓郁的伦理学气质,只是被其思辨哲学的巨大魅惑力所遮蔽,"伦理文明观"是其未被发现和揭示的"第三秘密"。"两个凡是"的信念、"精神——伦理道德——文明史"同一的精神现象学方法、"哲学的历史"的文明史把握方式,是《精神现象学》尤其是"精神"部分的三大形而上学基础。"伦理与‘真实’的文明——教化与异化的文明——道德与‘自身确定’的文明",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同一的三种形态及其辩证运动。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两大伦理势力、男人与女人两大伦理原素、伦理行为,是伦理世界的四个结构性元素,它们的相互过渡,构成伦理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与它相对应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善与恶、公共权力与财富两种伦理存在、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两大伦理意识,是教化世界的三大结构及其现象学图景,"教化——启蒙——绝对自由与恐怖",演绎由中世纪、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的文明史进程。"道德世界观"标志道德世界的生成,道德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只有义务具有本质性"的道德坚守,道德与客观自然、道德与主观自然之间"被预设的和谐",是道德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伦理文明观是"哲学的历史"或"精神的历史"的文明观,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的道成肉身,它以"精神"为理念,以伦理道德为概念或灵魂,以文明史为定在或肉身。在黑格尔看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就是文明史进程中辩证演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伦理文明观"的精髓是"以伦理看待文明",它对超越现代性西方文明的霸权文明观或所谓"文明的冲突"具有重要资源意义。但是,《精神现象学》的伦理文明观"现象"的只是欧洲文明史,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邂逅伦理型文化的中国传统,便显示出理论的灰色和解释力的局促,必须在文明对话中重新反思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价值,发现"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中国文明观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道德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

人类精神世界的对话和理解必须发展求同别异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能力,其中"求同"是出发点,以便在万种风情中发现精神世界的终极目的和文明天命,"别异"使人们面对异域风情的魅惑敏锐地洞察"西方问题"与"中国问题",而不致"西方人生病,中国人陪着吃药"。在西方文明史上,黑格尔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图式,建立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范式。"黑格尔范式"既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学范式,又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范式,因为它是西方文明史与精神史的现象学呈现。"异乡人"问题,是内在于其中的"西方问题",在"异乡人"的伦理驿站,中国西方精神哲学分道扬镳,因为"异乡人"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在精神世界的中国风情中,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问题",是伦理家园和伦理能力问题。     

环境哲学与人类新文明建设

20世纪中叶,人类工业文明达到它的最高成就,伴随它的生态危机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这种危机成为时代转变的拐点。它表示工业文明开始走下坡路,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成为上升的文明。环境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是人类创造新文明的伟大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和理论结晶,又是人类建设新文明的哲学基础。发展环境哲学研究和应用,为人类新文明建设服务,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贡献。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     

“五生”: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五生"指生物、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五生"理念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面临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新的观念,其以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构建生态文明为终极目标。"五生"理念的价值取向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五生"理念的实践诉求与归宿,"五生"理念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     

向死而在与终极关怀——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考察

人作为向死而在的存在物,其有限性始终呼唤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类对终极关怀的探求过程也就是人类意识达于精神自觉的文明创造过程。黑格尔把这一过程区分为艺术、宗教、哲学三个领域,并毫不怀疑地把人的终极关怀赋予哲学的＂理性之光＂。但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过程本身走着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理性之光在力图把终极关怀完全纳入自身怀抱的同时却表明它本身就是和虚无相伴而生的过程。尼采用＂上帝死了＂最先宣布了欧洲虚无主义的来临,然而无论是尼采的宣告还是海德格尔的后续解读都不是要给人类指出一条最终克服虚无主义的道路,而只是表明有限存在的人在面临决断时的勇气。这表明的正是人作为向死而在的存在者和他的终极关怀之间的内在张力。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21世纪哲学能做什么?

哲学其主要目的在于证明或解释世界的合理性。随着哲学与自然科学逐渐分化,认识世界(包括改造世界)的工作,自然科学做得更好而且更有效,哲学家失去了传统意义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而导致哲学的功用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哲学的危机一方面源于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祛魅",另一方面源于大众文化盛行,使哲学失去了文化代表权,更大的挑战来自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而其真正的敌人则是虚无主义。我们身处"上帝死了",乌托邦崩溃的虚无主义的时代。虚无主义不仅是哲学的最大敌人,也是当今所有文化的敌人。不过,也正是因为哲学问题还在,哲学仍然有其用武之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水伦理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观,它不仅蕴含着关于生态文明的信念与理想、价值哲学、伦理道德关系转型和思维方式转变等道德哲学问题,也对推进人水关系的道德建设提出了多层次的伦理诉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水伦理既要在原生自然之水、社会生活之水和理想信念之水等三个层面上追求人水和谐的三重境界,又要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束缚的同时,确立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统一的水伦理价值观,通过多形态水伦理的融通共进和水伦理研究范式的转变,建构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水伦理体系.     

论尼采对基督教上帝观念的抨击

尼采决不是第一个谈上帝死了的哲学家，但他对上帝观念抨击却具有震撼时代的威力，“到现在仍未能完全找到处理之法，亦无法完全复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美国的“上帝死了神学”就深受尼采、朋霍斐尔（D．Bonhoeffer）等人的影响，以至神学家汉密尔顿（W．Hamitton）雄心勃勃地要把“上帝”一词从词典里拿掉，他在《把上帝从字典中拿掉》一书中说，“今天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呼喊，因为即使这样，我们又如何知道？不，现在的问题是‘上帝’一词死了。”“在上帝死亡神学家看来，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上帝”一词…     

中国伦理理念的价值生态及其在文明互动中的意义

中国伦理理念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有机价值生态。这个生态在文化原理方面由四个价值因子构成,即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在文化结构方面形成四对价值关系,即"伦"—"理"、"理"—"道"、"道"—"德"、"德"—"得";在文化功能方面分别解决四大价值问题,即伦理实体、道德自我、应当如何生活、意义世界;在文化运作方面展现为"伦"—"理"—"道"—"德"—"得"的依次演进,由客观人伦关系出发,经过价值抽象,复归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文化原理是逻辑生态;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是历史生态;文化运作是现实生态。从中国伦理的价值生态中可以引发出诸多对文明复归与文明互动具有资源意义和启发意义的课题,但必须对中国伦理进行生态把握和价值生态的创造性转换。     

《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现代社会,由于道德脱离了"人类幸福和好生活"的根基,伦理生活世界行动与行动者的分离,使得现代人由于动机和理由的分离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为人的"精神分裂"提供了更为积极的疗法;同时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重新认识和审视现代伦理生活方式的新道路。《论语》之"学"的核心意义是"觉",正是"学"的"觉"和"效"等含义使得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意义"的生活,一种伦理生活。在诸种日常生活方式中,基本的根基是"孝",这也是为学的根本。在伦常日用的人生实践中明人伦、明孝悌,觉悟和领会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之为人的总体"好生活"得到具象化。而通过"下学而上达","形下"的践履可以提升到与"形上"之天合德,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开启自身德化的生命。"学"对人的生命发展而言,呈现给我们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身心和谐,生命不断摆脱虚无,获得丰富和充实。     

朋霍费尔的"上帝之死神学"

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信仰状况就是"上帝之死",这一历史进程具有多种含义;二十世纪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对"上帝之死"作出了神学的回应,他的"上帝之死神学"指出,上帝之死是那种显示神迹的上帝概念的失败,真正的上帝概念是一个受难的上帝。     

陈樵学术思想的生态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元末理学家陈樵的学术思想,以"心之精神曰性"和"良知得之自然"的心性之学为核心,以"理一分殊"和"人道配天"为衍生形态,在元末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体系。其哲学思辨立足于天人关系,指向伦理价值观和人生终极意义,以"主客界限消融"的伦理意识、"万物出于一"的本源意识和"人道合于天道"的认识论为重要特征,显露了独到的生态取向。对其后的阳明心学产生重要影响;对当下的生态批评、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教育具有哲学上的重大启示。     

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

尼采的"上帝死了"指的是人要独立于世界,必须否定那个设定了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上帝;福柯 的"人死了"指的是随着语言回归自身,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于西方哲学中的"人"的概念将失去意义.在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上帝"和"人"都是人的发明,人借此确立了自身的特权地位;在解构了"上帝"和"人"之后,审美成为人生最重要、最本真的事情.     

海德格尔与尼采论上帝之死的契合与分殊

上帝之死作为一种哲学事件,并非尼采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传统形而上学延伸的必然后果。海德格尔将尼采对该事件的描述与刻画置于价值论领域,并进一步将其延伸到存在论领域,两者的解读也有契合与分殊之处。尼采和海德格尔均以上帝意指超感性世界,并将其与形而上学缠结在一起,因而上帝之死的根源在于形而上学本身。尼采认为,上帝之死是因其面对丑恶之无能、救赎之无望而远离在场;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之死是主体世俗性对上帝神圣性的僭越。     

从《等待戈多》看贝克特的终极追求

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剧本中,戈多与上帝、基督、《圣经》或明或暗的联系,指引着读者的联想方向——戈多就是上帝,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深刻的解读。《等待戈多》中对上帝的等待,体现出贝克特在"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对荒诞世界人类出路的积极探寻。     

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主持人语:在全球化的今天,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她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的命运已与世界紧密相联,中国已不再是"中国之中国",也不再是"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世界他国和谐共处,中国文明必须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承载着国家与民族软实力的文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