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译介学的后殖民研究视角

当代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译介学,别于传统的翻译研究,跨越了语言的界限,而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关注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在后殖民语境下,必须从后殖民理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让翻译成为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     

译介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拓展

译介学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而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其在比较文学视野下对翻译展开迥异于传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文学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不同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等.中国现代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轫于中国新诗诞生之前,译诗与中国新诗的"姻缘"决定了其与中国现代诗学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译介学的兴起又为二者的联系提供了学理性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诗学的学科体系.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本土化译介概略

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和改编对于改革中国传统戏剧、丰富中国戏剧题材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分析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莎剧本土化的表现特点,阐述了莎剧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指出本土化是西方经典文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     

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文学的译介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葛浩文所译《狼图腾》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并迅速传播,为中国文学翻译模式及文学的外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通过研究分析《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选择既反映全球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作品进行译介,采取国内外合作出版的译介途径,实行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群体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译介模式。     

王小波作品英译的译介研究

王小波在国内文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在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却无人知晓。其作品英译《王二的爱欲枷锁》的顺利出版改变了这一现状。从译介角度来看,王小波作品英译的翻译主体、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推广机制、翻译批评呈现出引人深思的特征,也为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论叶芝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通过梳理诗人叶芝在现代中国三十年(1919—1949)间的翻译和形象变迁,探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即接受者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对外来文学和作家形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 改造和重塑。叶芝从1919年被介绍到中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三十年间经历了从爱国者到现代派诗人的形象变迁,其诗歌和诗论则历经了从参与新诗创作到参与新诗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国文学尤其新诗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叶芝的翻译和在中国的形象变迁产生了过滤与重塑作用。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致力于对翻译文学与整个文学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关注,解释了一些以往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被译介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情况,并以侦探小说这一特定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证明翻译文学在本国文学多元体系中地位的动态变化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深化的过程,指出了侦探小说在翻译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原因,实现了多元系统论在文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译介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界的"震天"者——谢天振

我国的翻译学、译介学及翻译文学学科近年来获得迅猛发展,这除了得益于我国翻译及翻译理论传统的丰厚积累,还靠了像谢天振教授这样的一批翻译理论家的努力.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切入翻译研究,论述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响亮提出并有力阐述了"翻译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现点,提出了翻译文学史编写的有关理论主张,逐步系统地建构了译介学的理论体系,这些都在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清末民初域外文学译介的三重过滤

清末民初时期的域外文学译介受到现实政治层面、翻译技术层面和本土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过滤。现实政治因素支配了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以意译为主要的译介方式使得域外文学失去了原作的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抵拒和制约。清末民初译介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域外文学的“中国式改写”。     

译介学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应用译介学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会使视野更为开阔,也会加深对文学翻译的理解和认识.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汉民族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汉民族本身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译介学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也肯定了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转型期文学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新小说》和《译林》的个案分析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小说翻译的重要转型时期。《新小说》(1902—1906)和《译林》(1979—1989)分别作为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期刊,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展现特殊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微观生态,揭示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对两者在源语国选择、译介类型、译入文体和译介策略四个方面所表露的文化选择意向和翻译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评价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功绩和缺陷,丰富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同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和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主体模式探索——以麦家《解密》英译本传播为个案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要考虑译介主体模式的构建。《解密》从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是译介主体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主要包含三个因素:译者对文本翻译策略的理性选择、权威出版社的大力宣传和海外主流媒体的书评报道。可见提高作品国际意识,吸纳海外译者,建立出版商等赞助人合作体系,是实现译者主体最优化的途径。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论中华民族性在中国神话故事译介中的灵活体现

中国神话故事是中国古代民众通过长期社会实践,在劳作及生活过程中创作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内容丰富、全面,叙事简洁、质朴、传神,蕴藏着中华民族深厚历史和人文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国神话故事的内核是其独特的中华民族性。译者对外译介时,需基于中国特色翻译学思想的时代背景,从翻译理论、翻译策略、翻译伦理、文化负载词等四方面灵活地处理,并较完整地体现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性。     

论近代翻译文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涌现出的规模宏大的翻译文学现象,中断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学的运行轨程,从此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大交融的洪流之中。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是一个自我完善自我封闭的系统,翻译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文化心理,输入了面目迥异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手法。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天下》月刊与早期中国新文学的对外译介

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民国年间影响最大、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刊物,其旨在"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以期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而文学译介就是他们选取的重要手段。将正在发生的新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天下》月刊成为了新文学三十年里,中国文学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1930年代是中国左、右及各方政治文化势力交锋激变时期,《天下》力图保持中立,但还是显示出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这场文化贸易从一开头就显示出巨大的不平衡,表面是文化命运,而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国运。弱势民族国家如何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成果,《天下》提供了考察此一问题的绝佳样本。     

中国文学走出去与翻译

翻译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中国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与非传统文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加说明翻译在我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下,该文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几点建议。     

论《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意识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