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乡贤文化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

挖掘乡贤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寻根铸魂,挖掘古代乡贤文化资源;褒扬善举,打造本土新乡贤;立榜建园,推动乡贤文化的深根厚植;建制搭台,利用新乡贤创建和谐社会;政策扶持,激发新乡贤反哺家乡的积极性;推进村级国学民居画廊及主题公园建设,打造乡贤文化墙、文化园;开展文艺传唱乡贤活动,宣传新乡贤优秀代表事迹。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乡村网红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网红不断涌现。从网络红人的惊艳到乡村网红的出现,标志着乡村草根的崛起,这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网红在国家政策、新兴技术、媒介赋能、文化自信的多维共振、合力影响之下出现并深入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羊,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乡贤。乡村网红主要通过推动乡村文化转向、拓展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乡村文化生态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些参与方式的多面互动与综合发力使得乡村网红由最初的自发性探索逐步走向自觉性引领,乡村文化在乡村网红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走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重塑——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的调查

新乡贤文化蕴含的乡贤精神和乡土情怀具有感化、感召和凝心聚力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内驱力。文章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8个村的新乡贤文化调查,运用聚类分析法解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基层党组织为主阵地、以乡贤观念文化为基础、以乡土乡愁记忆为牵引重塑农村新乡贤文化的路径对策。     

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

新乡贤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支撑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号召力、厚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净化力,而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队伍建设、社会号召力以及政治生态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困境,这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能力。为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做到健全新乡贤的培育机制、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价值功能以及强化新乡贤文化的服务导向。     

大学组织文化失范与重建

在大学组织文化显现出政治范式、经济范式等多元化的同时,也映射出保持大学品质的基本学术范式的式微,这成为影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隐形障碍。重建大学组织文化的学术范式必须以学科文化为基点。明确学科的主体地位与学者的主体意识,构建良好的学科生境,系统培育学科文化。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利益与文化：考察村委会选举的二个视角——以山东三个村庄为例

以山东三个村庄的调查为例,以利益和文化为分析框架,来透视村委会选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的具体运作情况。     

论礼仪的失落与重建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然而,近些年,在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知礼、不守礼、不文明的行为,这既有道德的错位与缺位的原因,又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失落和礼仪教育缺失的原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华礼仪文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德、法、礼三者结合的社会规范体系、实施德、法、礼并举的教育是重建礼仪文明之举.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村民自治制度与农村政治文化互动困境及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策基础,农村政治文化是影响村民自治实施效果的文化要因。培育和发展先进的农村政治文化是实现村民自治良序发展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工作的应然途径。当前,村民的传统认知、身份定位,以及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中的诸多现实障碍,阻碍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农村的成长。鉴于此,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解构与重构:主题公园的文化迷失与数字传播

主题公园对传统、本土文化的创新性演绎,连通了创意时空与当代生活,是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精魄所在,是形成城市文化共同体的基石,也是构建城市文化形象的标识。主题公园具象的物理构造属于实际空间,主题文化的创意诉求、内核诠释与文化渊源属于构想空间,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转移而进行的数字化传播则对原有的两层空间加以拓展、重构出新的衍生空间即感知空间。主题公园三维空间的开发和维护将对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与文化认同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以描述性研究和个案研究为基础,依据空间批评、文化批评相关理论具体阐释当下我国主题公园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文化失谐、失忆与裂纹及其数字化生存之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反思与重构

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语言的文化因素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反思大学英语教学现状,教学方法、教材内容和教师素质等方面都亟待改进.为重构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必须实现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互动,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只有培养和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文化的解构与重塑——组织文化的视角

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在分析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文化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文章从组织文化的视角认为,必须从治校者反思教师文化、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学习型组织等多种途径,对组织实体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文化进行建设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