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乡土的重构——新时期三十年"鲁迅与民俗"研究述评

新时期三十年来的"鲁迅与民俗"研究,从鲁迅作品中的民俗表现、鲁迅与民俗学学科的关系、民俗生活对鲁迅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体现了时代的意义,并从更多的侧面解析了鲁迅之所以成为文学巨匠的文化基因.     

民俗艺术产业化发展探析

尽管存在着机械化"复制"与手工制作价值的悖论,还有创新能力欠缺、后备人才缺乏、投资不足、融资不畅和专业化服务机构缺失等问题,民俗艺术依然在产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寻求自身的应对形态,在裹挟中适应与发展。民俗艺术自身优良的资源禀赋,民俗艺术品市场的客观需求、政府的重视,科技的支撑等,为民俗艺术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民俗艺术产业化应坚持社会效益至上、挖掘文化内涵、保护留存传统和创新发展等原则,在政府的引导扶持下,进行特色品牌开发,并拓展产业链。     

舟山群岛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调查法、口述史等方法,对舟山群岛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生成机制与资源分类进行了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提出了舟山群岛海洋民俗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方式,以及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的措施。     

何谓“民俗”——兼与高丙中博士商榷

高丙中以为民俗有其"作为传统、历史现象"的一面,却又因"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民俗的"消逝".主张取消民俗的"传统性"标准,拓展民俗概念的内涵.关于民俗之"民",高氏以为"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任何群体的人都是'民'".他还抽掉了"传统性"对民俗的规定,实现了对"俗"的内涵最大量扩充.本人认为高氏对民俗概念的扩充违背了学术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其对民俗之"民"和民俗之"俗"的解释会使民俗研究对象失去独特性或封闭性,使民俗学失去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依据.本人以为民俗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下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承文化.我国拥有丰富的民俗资源,将保证民俗研究的长盛不衰.     

"守恒"与"追加":韩、日节日习俗中的文化传承比较

民俗具有双重意义结构,即"守恒"与"追加",使其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而长存.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与日本,其节日习俗中的文化传承,分别巧妙地化"守恒"与"追加"为各自文化传承的不二法门.通过两者节日习俗的比较,可以发现,韩国文化的传承是"打糕式"的"守恒",日本文化的传承是"钟摆式"的"追加".殊途同归,二国由此成就了同样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国力.     

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十八杉”民俗解析

本文从分析我国南方“杉木文化带”内各族林农历史上盛行“十八杉”民俗的文化源流入手,应用民俗学、历史学、森林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等的学术观点,剖析了“十八杉”民俗的生态文化内涵,阐释了“十八杉”民俗的生态文化底蕴,寻溯了“十八杉”民俗传承的生态文化轨迹,进而提出“十八杉”民俗在生态文化视域下的重构与调适。     

建构的文化与文化的建构——以“双十一”网购狂欢节为例

文化节日是一种继承与传递文化传统的手段,旨在通过文化的赓续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内容上划分,文化性节日主要包括传统的民俗性文化节日、政治性文化节日和经济性文化节日。民俗性文化节日与政治性文化节日以传统文化意涵为根基,依赖正式制度的认可而确立,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与社会整合功能。与之相比,近年来兴起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既不具有传统文化意涵,也没有受到制度力量的影响,却已成为众多消费者主动参与并认可的全民消费节日。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它是消费社会、网络技术、社会性需求、商业资本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下被社会性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表现了经济资本在影响大众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生活中日益突出的作用。     

灾害叙事与民俗应对路径研究——以旱灾为中心的考察

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以灾害文化为对象,旨在通过传承灾害记忆达到防灾减灾、灾后恢复的目的,即实现灾害的"文化化"。以旱灾为例,论述灾害是一个包含语言、民俗行为、物象景观等多元叙事形态的综合叙事体系,既是对灾害文化记忆的构建,又蕴含着基于灾害"文化化"逻辑的民俗应对路径。     

论民俗艺术学体系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民俗艺术学体系形成的基本条件,是民俗艺术研究领域的多层拓展和相关学术理论的不断深化,以及实践领域所提供的发展经验。艺术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民俗艺术"概念的重倡、"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的探索、民俗艺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从理论背景上为民俗艺术学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民俗艺术学是在艺术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交互作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此外,产业发展也在实践的层面上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西部民俗风情与乡土小说的文体特征——西部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研究

民俗风情,是创造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与行为)。在西部乡土小说中,西部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与西部乡土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本文从“花儿”与“民歌体”式、民俗事象与日常生活叙述流,民俗杂色与文化心理冲突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     

满族乌鸦民俗的“大传统”解读

满族乌鸦崇拜是一种民俗,由乌鸦民俗可以追溯到乌鸦传说,由乌鸦传说又可以追溯到乌鸦神话,由乌鸦神话又可以追溯到乌鸦仪式。由此可以说明,乌鸦民俗是满族乌鸦文化"大传统"的现代"遗留物",满族乌鸦民俗的文化之根是深深扎在满族远古仪式之中的。史前乌鸦文化"大传统"在满族神话、仪式和考古发现中有丰富的表现。满族乌鸦文化"大传统"来源于女性文化模式的作用,乌鸦是太阳女神的象征。汉族对乌鸦的厌恶是汉族男性文化模式对女性文化模式的中断。满族乌鸦仪式、神话、传说、故事和民俗的多种多样,表现了满族女性崇拜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多彩。     

民族节庆民俗体育文化探析——以甘肃舟曲为例

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舟曲坪定的"跑马节"、博峪"采花节"、巴藏"朝水节"、"天干吉祥节"和"东山转灯"等节庆民俗活动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这些节庆民俗具有仪式性与习俗性、娱乐性与健身性以及明显的宗教烙印和地域性特征,反映着藏汉民族传统的民情民俗,是维系舟曲藏、汉群众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重要文化标志。     

秦汉时期燕赵文化的整合与传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专制制度也逐渐形成。汉武帝则通过"独尊儒术"的文化手段,强化了文化的封建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下,促进了燕国和赵国的文化从战国时期相对独立的诸侯文化,向相互融合的区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服饰、城垣、庙祠建筑等文化载体,逐步融入大一统的文化之中,而地域性的人文精神、文化信仰和民风、民俗,在统一中保留着地方文化的特色。同时,大一统的文化专制体制,促进了燕、赵、中山等诸侯文化的融合,加快了燕赵文化的整合与统一。     

影视民俗：角色身份、价值意蕴与未来路向——基于《雄狮少年》的分析

影视民俗是在时空文化交织的背景下,通过原型采借、模仿与改造而成的一种新兴民俗形态。它既是新时代下贴合人们心理需求而衍生的泛民俗,又是助推“方俗”走向“风俗”的数字民俗。作为艺术生产的重要媒介要素,尽管影视民俗具有一定的商品化特征,但其多元意义语境广泛体现着诠释原始民俗元素的文化精神、促进观众民俗文化认同以及拓展观众社会认知等多重价值意蕴,与传统民俗学的研究旨趣相同。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依托“南狮”文化,着力创设多元场域,不仅生动地向观众传递着“南狮”文化精神,还巧妙联动现实,凸现极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民俗文化表达特征,对之考察或能为深化影视民俗研究提供案例思考。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影视民俗的未来发展应继续依托并吸取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加强民俗事象的文本演绎,并着眼现实语境,促进传统民俗的元素重构,深化影视民俗资源开发,为实现地方民俗的活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形成关键合力。     

从贾村赛社的变化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山西长治市潞城县贾村是个有悠久赛社活动历史和厚重戏剧演出传统的村子,但在2006年8月举办"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后,当地赛社在时间、形态、文化空间、经济运行模式、参与者身份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要加强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对民俗类文化遗产的多学科整体研究,保护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研究民俗活动如何与旅游、招商引资相结合.     

梅山信仰民俗事象:“游船”——收瘟摄毒及其它

民俗"游船"是古梅山一些宗教法事中的一个章节,也是一种民俗活动。它通过"造船"、"游船"两个主要环节,以实现信人"收瘟摄毒"确保家宅平安清泰的心灵愿望。"游船"的民俗的表演过程独具特色,反映出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这一体现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民俗活动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反映了我们的先人与天斗、与地斗、与疾病斗的人文精神,其表演也具备现代戏曲表演的雏形,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三言"与冯梦龙的民俗观

"三言"将世情百态、人生诸相与民俗风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揭示风俗人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使"三言"具备了风俗史或民俗志的意义.通过"三言",可以解读冯梦龙以正统儒家观念为内核化育厚俗的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民间立场的矛盾性、对信仰民俗的双重态度以及对语言民俗"真"与"雅"的诉求.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大理白族“绕三灵”为例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民俗的内容会有所变动,或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当前的"遗产运动"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正努力剔除此前国家话语中对其相关民俗"迷信"与"色情"的"污名化"标签,并极力将之"净化"或改造成为一个"正面的"或"有意义的"论述与实践。本文通过对大理白族"绕三灵"保护与传承问题的探讨,认为如何在理论及现实层面上妥善处理少数民族民俗"遗产"的历史内容与其时代性及民族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议题。     

民俗纸扎的缘起与嬗变

纸扎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其与华夏民族的民风民俗紧密相连。纸扎文化缘起于原始宗教的巫术祭祀活动,后随着汉代纸张的发明与普及,实体纸扎逐渐产生,并在宋元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至今,仍有多个地域存在着纸扎文化。总体来说,民俗纸扎是古老的华夏民族民风民俗的延续与展现,是"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