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盼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2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茅盾和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论争涉及了文学翻译选材的问题,即以经济性为主还是以艺术性、欣赏性为主,实际上隐含的却是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创作风格和话语权力的差异。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创造社文学世界的文化生成形态

文章从三个方面说明创造社文学世界的文化生成形态。第一,创造社早期文学观对大正时期日本化了的多种西方文学思潮的创造性接受;第二,创造社成立之后对"打架"态势的选择;第三,"打架"态势对创造社文学观的挤压、变形,最终使其文学观发生分裂,并对其文学创作造成了伤害。     

再论“五四”浪漫感伤型文学——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

"五四"时期,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的浪漫感伤型文学风行一时,它抒写了一代知识者在追求新生的历史进程中感时伤世的真诚歌哭,彰显了现代中国民族与文学在大转型的历史青春期所特有的生命质地与情感色彩,并以追求自由的本质与情感解放的启蒙路向,以及大异其趣的美感意识和美学风格,完成了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与表达,在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学景观的同时也昭示了契合时代特征的价值和意义。     

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创造社作家的影响

本文比较分析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与创造社小说的相似性 ,论述了创造社作家小说的特点是露骨描写、破理显实、平面描写、感伤情绪 ,此特点之形成是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本文还指出 ,创造社作家留学日本的特殊的经历 ,使他们一踏上文坛就纷纷赴向了自然主义文学     

张岱的文学主张浅探

明末、清初的著名作家张岱 ,提出了一系列求真、求新、求精 ,并力求自然的文学主张。这既是他自己和前人的写作经验的有益总结 ,也值得今人关注、研究、借鉴。     

茨威格的文学主张

茨威格通过他的论文、评论、书信、作品中的议论、作品人物之口间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其主张影响着他的创作特色,使他在同时代作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拥有着众多的读者。     

论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的确立——一种文学传媒的视角

文学传媒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探究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确立的过程与途径,以及一种文学思潮成长为文学主潮的生产机制。后期创造社通过对《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的精心运作实现了“方向转换”,进而确立了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坛中的地位。但后期创造社的文坛地位在青年读者群中得到确立,并没有在文坛内部得到认同,其单维突进、惟我独尊的战斗的文化姿态与文学观念,使其“革命文学”破坏多于建设,口号大于实践,其价值也必然大打折扣。     

论前期创造社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地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的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抒情主义诗学传统与前期创造社文学的感伤情调

＂感伤＂情调作为前期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情感氛围,普遍地弥散于其文学创作中。就其创作的传统文学资源而言,中国文学内部源远流长的主情主义诗学传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作家们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对＂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习惯和＂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的反拨,铸就了其作品感伤的现代新质;对儒家参与精神和忧患意识的传承以及对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作风的刻意模仿,进一步促成了创造社文学浪漫感伤的气质风度。     

蔡襄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

蔡襄不仅是北宋一代名臣,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的书法家。从蔡襄＂文以道为本＂、＂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思想主要受韩愈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古体诗与近体诗差别较大,古体诗表现为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特征;近体诗表现为用语清新、意境清幽、气质清刚等特征。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前期创造社深受日本化的"主观插入的--解释的--印象派”自然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自我小说,一方面传承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题材的自我经验性和自我告白的行文方式,另一方面又背离了其非社会性特点,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忏悔式告白转换为对社会、时代的呐喊.     

杜牧的创作理念和文学主张

杜牧作为晚唐杰出诗人,其诗其文其人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在这种魅力的背后我们想知道形成这种魅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挖掘原始文本,意图了解杜牧心中创作的理念和文学主张。借了解杜牧的文学主张,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杜牧文风的形成。     

从浪漫走向革命——由创造社文学看西方浪漫主义的中国化转型

根据主观性、情绪化、自我表现等西方浪漫主义文论中的核心原则和要素出发,将创造社文学创作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然后大体分析中西浪漫主义文学的区别性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在第一和第二个十年过渡期中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茅盾“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论茅盾在东西古今文化撞击中的心态与选择

面对滚滚而来的文化冲撞的大潮，围绕着文学的目的和功用、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几个根本问题，茅盾冷静审视，大胆探索，慎重抉择，明确提出并实践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而且，通过对外来文学思潮和世界进步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的评介和翻译，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耒文学主张探微

张耒之“理”的内涵比较宽泛,在不同地方含义有别。基于“理”、“诚”的基本观点,张耒主张诗文要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不造作,不虚假,不为文造情,推崇自然畅达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