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翰林院与明代政治探究

翰林院在明代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翰林院和内阁的关系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内阁是在翰林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发展,逐渐摆脱了翰林院的限制,发展成内阁的储相之所,内阁学士是翰林升迁的主要途径和出路。经筵日讲是封建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翰林官为皇帝讲读经史,阐析文义,剖析朝政,从而影响到明代的政治。     

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

一、翰林院的设置时间翰林院是一个供奉内廷的待诏场所,这种场所在唐初已有,而翰林院名称的出现则在玄宗即位初。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含糊不同,后人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唐初已有翰林院、例如:清代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23案语:“即唐初置翰林院,亦不过内廷供奉之所,并不系于职司”;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第60页;“翰林院,官署名,唐初设置,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供职者称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281页;“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翰林院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论明代翰林院

翰林作为一种官制，始创于唐代中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明代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洪武年间废除丞相制度，永乐年间建立内阁制度后。而自内阁形成之初，翰林院与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对明代政治产生影响     

唐代“医待诏”及相关问题略考

对医待诏的起源及唐代医待诏、翰林待诏、翰林医官以及与翰林院、翰林学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对唐代医待诏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钩沉与评述.     

对我国封建史学基本特点的初步认识

本文作者认为,形式的多样同内容的贫乏之畸形关系,史学从属于封建政治、经学及神学渗透史学,这是我国封建史学的基本特点。它极大地限制了史学本身的发展,磨灭了从宏观上研究历史、探讨古今变化的治史宗旨,使史学走上了“史纂”、“史考” 的狭窄胡同。     

宋代学士院名物制度志略

在唐宋以后的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翰林学士职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因朝代更换,历经变革,“其建置纷殊,名号异同,未可仆数.”翰林学士职官名物制度的复杂,给文史工作者带来了不易区别的困难.即以宋代为例,既有学士院之名,又有翰林院、翰林司之称;官署为学士院,官员却称翰林学士;官印更是独存旧格,沿用五代“翰林院学士印”之六字印文.及元人修《宋史·职官志》,居然误以“翰林学士院”为正式官署名,赫然作为标题,列于正史之中.今人受其影响,在一些有关宋人诗词著作译文中,因而出现了将“翰林院”当作“学士院”的误解.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世,笔者于授《中国古代官制史》课程之余,撰成斯篇,谨供讨论.[学士院]一、职源学士院之名,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故事,驾在大内,则于明福门内置院;驾在兴庆宫,则于金明门内置院;今在右银台门之北第一门东向,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朝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即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也.”这是唐人李肇所记,当为可信.宋代沿置,学士院为正式官名.有冒称“翰林院”或“翰     

论徐釚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中的史学意识

徐釚以博学鸿词征入翰林,成为史官,但其史学修养却未在史官之职中得以充分施展,反倒在诗文创作和理论批评中自然呈现。一方面,其在诗文创作中颇具史识、多用史事;另一方面,客观严谨的史学态度和善于质疑的史学眼光又使其在批评和创作时独具只眼、翻案出奇。除此之外,诗人、史臣的双重身份,使徐釚对诗、史关系尤为究心,不仅在理论上强调诗史相通,而且在实际创作和批评中都力求以诗存史。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论史学政治化的普遍性

史学与政治不可分离,史学的政治化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史学是在政治生活中生长的;政治的发展激励着史学的昌盛;史学史上那些表面不容于政治的史学家政治情结更浓;被人们所称道似乎与政治史对立的文化史关注域外史、社会生活史和下层人民史,实际上是现代政治权力的扩张。政治是史学的永恒主题。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关系简论

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来，始于1920年李大钊编印并讲授《史学思想史讲义》。白寿彝先生最早将史学思想史作为史学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研究对象和意义、与史学史和史学史其它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重要论述。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吴怀祺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其中的一项标志性的成果，它对人们进一步探寻史学思想史学科建设、揭示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民族特点，     

论满文档册及其史学功能

满文档册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满文档册现集中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档案馆。清朝的档案制度建设是官方史学活动的基础,因历次编纂实录或其他史籍,都要调集各类编年体档册作为主要史料依据。满文档册在记事上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并且具有内容广泛而记述详细的特点。它以编年体形式贯穿一线,完全具备历史载籍的性质,具有记录历史以传世的史学意识,在主观上有着使记事性档册成为历史载籍的动机,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功能。满文档册中还自觉地保持着满族文化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问题的典型范例,对于中国史学史及档案学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但由于很多满文档册还未经汉语翻译,加之清王朝的删削涂改,为我们研究清史和满族史也带来一定的障碍。     

论满文档册及其史学功能

满文档册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满文档册现集中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档案馆。清朝的档案制度建设是官方史学活动的基础,因历次编纂实录或其他史籍,都要凋集各类编年体档册作为主要史料依据。满文档册在记事上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并且具有内容广泛而记述详细的特点。它以编年体形式贯穿一线,完全具备历史载籍的性质,具有记录历史以传世的史学意识,在主观上有着使记事性档册成为历史载籍的动机,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功能。满文档册中还自觉地保持着满族文化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问题的典型范例,对于中国史学史及档案学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但由于很多满文档册还未经汉语翻译,加之清王朝的删削涂改,为我们研究清史和满族史也带来一定的障碍。     

在传统与革新之间：麦克法兰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鉴于辉格史学传统在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缺陷,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体人物学等理路的借鉴,麦克法兰重构了“变态封建主义”概念,借此系统分析了中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层、社会政治秩序。这促成了西方学界对传统宪政史学的摒弃,以及对这种新范式的接受,进而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表现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和地方乡绅阶层得到应有重视。但麦氏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诸如“对思想原则的忽视”“严重的史学碎片化倾向”“以国王为中心的史学观”等缺陷,并为后世学者所延续。随着史学理路的革新,卡彭特倡导的新宪政史应运而生。它要求重新审视中央机构的作用,同时从梅特兰的法律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不过,新宪政史也是麦氏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     

政治实用理念下"良史"内涵的衍变

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密切相关,史学产生、衍变、发展、完善,皆不离于政治,这是传统史学发展的动力,亦是史家治学的目的之一。换言之,史学在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自省,逐渐意识到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探究中国传统史学中"良史"之意的衍变和发展,不仅能了解史学风貌、史家精神,还可以把握史学在不同世风中的变动及其与政治的互动。     

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

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关于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令人关注的事件。清代翰林院诗学重唐,而反对宋诗。汪懋麟和施闰章之间的诗学争论关涉到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的矛盾;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总之他们之间的诗学之争深刻反映了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的巨大差异。     

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结构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与结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创新的话题。历代法律史学家建构的法律史学科体系,向我们展示了法律史学研究的真谛。法律具有调整社会、控制社会的功能,与此相关的还有社会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内容。法律史学以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宏观体系,微观探求中国法律史学科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新时期史学功能研究综述

史学的功能问题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永恒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史学如何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我国史学理论界开始了对史学功能的具体讨论。学者们主要就史学功能的分类、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系、历史科学的特点和史学功能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重写史学史

“重写史学史”的含义有四：第一，重写史学史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第二，重写史学史对重写历史的优先性和规定性；第三，重写史学史对历史学之历史性的重新规定；第四，重写史学史对重写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史所具有的普遍的启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