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

风险的新闻生产与大众传播机制密不可分,媒体在报道风险事件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风险。台湾"美牛风波"再次把食品安全风险拉入公众视野,本文归纳了此次风险报道中的价值判断、叙事模式和污名化路径,并分析出风险的真实后果往往是媒体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指出,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大众传媒对风险信息的成熟反应和引导风险决策的公开协商之上。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影响我国公共政策调整的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对于影响我国公共政策调整的重大事件,不同的新闻媒体有不同的报道。而用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只有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在阳光下,才能为受众所了解、参与、监督,从而得以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在关于"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和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薪事件、关于减免农业税等涉及公共政策调整的重大事件中,我国的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不同的报道。为此,从中选出几家媒体对影响公共政策调整的报道进行比较研究,寻找出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从而引导媒体在影响公共政策调整的新闻报道中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从“信任风险”到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新探

在现代性的诸种特征中,新型信任机制尤为重要,而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分工化、交往快捷化的特点,信任的基础并非了解和信心,而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得不信。这样的信任存在着广泛的风险,也是因为"无知",潜在的风险并不能为人所注意。在信任风险背后,就是整个现代性的风险。而抵御这种风险,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全新的制度建构。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

利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老年人养老情况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的现状与特点。结果表明,农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与劳务交往仍然十分普遍,子女对上代的支持依旧是代际交往的主要方向。然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老人的经济独立性提高,子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但是,当老人生病时,子女依然是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今后,在农村,除了要继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并提高保障水平外,还需要解决老年社会化照料服务问题。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代际正义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基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代际正义具有两个不同的时域和两个不同的维度。从代际正义的时域"在场各代之间的公平",以及代际正义的维度"代际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视域分析,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重要的代际正义价值。代际正义的价值诉求彰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正当性,可以有效地消除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状况,阻止社会弱势群体"弱势"的代际循环,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关怀。作为一种发展型救助,教育救助特别彰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代际正义价值。     

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

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警察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为警察信任的文化解释路径提供新的启示.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降低了居民的警察信任;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高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高,反之,低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低.中国转型时期迎来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报道警务资讯时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有利于个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媒体环境;同时,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主流渠道的传播优势,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促进警察信任,维护和谐警民关系.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