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庭审录音录像制度

庭审录音录像制度与庭审直播制度在性质定位、技术操作以及对时间的具体要求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当前,建构在诉讼程序框架中的庭审录音录像制度,其功能性价值主要表现为还原庭审面貌以及监督庭审活动。同时,从证据学角度来看,庭审录音录像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性资料,而是有着独特证明内涵的视听资料证据。     

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是数字化时代人民法院推进司法公开的关键手段,也是公民知情权得以行使的重要体现。从立法规定和司法运作看,我国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尚存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开对象范围较为狭窄,公开渠道不甚畅通,公开范围与隐私权保护界限不明。究其根源,乃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司法实务部门对其功能定位狭窄、专业化配套机制不甚完备所致。为更好地发挥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的作用,应坚持司法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保护衡平原则,完善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有关规定,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诉讼档案系统,规范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流程,加强法院人员信息化技术培训。     

讯问录音录像与非法证据排除:一个实证的考察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从立法角度,讯问录音录像都极为重要。实证考察发现,仅有较小比例的案件,其讯问录音录像在非法口供证明中被片断式播放,对裁判结果影响极小。由于侦查机关采取"选择性的证据形成机制",并被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所认可,这大大削弱了讯问录音录像本应发挥的技术性优势。要加强讯问录音录像在抑制非法取证中的作用,必须首先清晰界定"全程性讯问"(讯问)的概念,以期覆盖"非正式讯问"阶段。此外,还应从延伸覆盖时间范围,拓宽录制案件范围和增强制作主体中立性入手,改革完善讯问录音录像的储存、移送、调取和使用制度。     

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适用问题研究——以念斌案为视角

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对于规范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讯问中录音录像的证据种类归属不清、审查机制不健全、程序性制裁阙如等问题,给司法实践造成诸多混乱。念斌案中存在这些问题。讯问中录音录像在证明程序性事实时属于视听资料,证明实体性事实时属于供述,其双重属性具有层次性。对于严重违反录音录像制度的行为,应给予程序性制裁、否定其证据能力。在与讯问笔录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录音录像具有比讯问笔录更强的证明力。以录音录像所记载的供述内容作为定案根据时,仍然应遵循口供补强规则。     

我国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规则研究

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这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和遏制刑讯逼供等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但该制度在立法上只是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弱,证据规则内容缺失。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有必要从讯问和录制规则、示证规则和审查判断规则等方面进行补充完善,待条件成熟时出台《讯问录音录像统一证据规则》。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之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法宝、是印证讯问笔录的重要载体、是记录“案中案”是否发生的重要工具。当前,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主要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粗疏、选择性录音录像问题突出、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完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切实防范刑事错案,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加强内外监督,实现侦查机关与羁押场所管理体制上的分离。     

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著作权归属辨析

对原有作品的表演及在原有作品基础上形成的录音录像制品包含原作作者和表演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双重创造性劳动。因此,对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也会存在类似于演绎作品的双重权利,本文力图分辨表演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原作作者对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分别享有哪些权利及其权利性质。     

检察机关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这对于规范侦查讯问活动、遏制刑讯逼供等具有积极意义,但对淮北市两级检察院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实证调研可知,其在法律保障、硬件设备与技术维护、确认、法庭使用率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亟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扩大招标范围,更新双录设备;加强技术维护工作;健全工作规程,妥善安排录音录像资料的确认;强化庭前审查,创新示证思路。     

对我国检察机关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几点思考

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决定从2006年3月1日起,按照"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检察机关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这是检察机关顺应法治进步的时代潮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的一项重大创举,在检察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浅论如何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非法证据排除为视角

1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存在的问题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录音录像制度对固定证据,打击犯罪,防止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排除非法证据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新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对侦查讯问阶段实行同     

视听资料证据应用的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七项——视听资料,它使我国的证据体系更加严密和完善,视听资料证据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及其作为证据应用的法律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及其相关问题

法条竞合只是立法中存在的一种事实现象,对法条竞合关系的判断是一种事实判断.对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遵循充分评价原则,确定竞合的两个法条中那个一法条能充分评价犯罪行为的不法内涵,重法优于轻法不应成为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原则.销售侵权音像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两法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

测谎是一项评判心理痕迹对应相关度的犯罪心理鉴定技术.测谎原理的科学性,测试方法的稳定可靠性以及测谎实践所表现出的高准确率,是测谎结论存在客观真实性的基础.由于测谎测试的是与案件有关的心理痕迹,因而测谎结论具有相关性.从性质看,测谎结论属于鉴定结论的范畴,因而形式上具有合法性.测谎结论作为一种诉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运用.     

新时期音像资料管理的原则与策略

通过分析知识管理和数字技术在音像资料管理中产生的影响,提出新时期音像资料管理的六项原则和四项策略。即促进学校改革与发展原则,参与管理原则,有序原则,创新原则,高效原则,激励原则以及拓展音像资料的使用空间策略,构建个人、团体、学校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音像资料开发模式策略,构建有线电视网、计算机网和通信网相融合的内部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宽带网络策略,设立音像资料管理部门、建立音像资料的管理制度策略。     

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规制略论

庭前证供是庭前证人证言和庭前被指控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总称,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是指庭前证供作为一种证据被法庭所接受的资格。英美法系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问题进行了规制。其中,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规则等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规则进行完善。     

学校视音频资料存储管理方案探析

作为国家重要教育机构的各级各拎学校,在其多年发展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珍贵的视音频资料,这些都是学校重要的媒体资产,其存储和使用非常关键。学校应该建立一套科学的存储管理方案：既要保存好传统的视音频存储介质,为以后的数字化采集存储打下坚实基础,还要适时引入数字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实现对视音频素材的数字化存储和高效利用。     

我国音像市场的现状与未来

面对新的世纪，我国新兴的音像市场将如何迎接加入WTO后的严峻挑战，这是有待探讨的问题。为此，以较为详尽的资料，阐述了我国音像市场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我国音像业目前存在的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拓展中国音像产业所应采取的措施，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向人们揭示了我国音像产业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     

论法院委托调解

法院委托调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为了激活调解资源、吸收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实现良性诉调对接而进行的一种创新,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调解规定>第3条.法院委托调解兼具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属性,关键要注意"四个合适":将合适委托调解的案件,委托给合适的调解机构,采用合适的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适的法律效力.法院委托调解具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不值得信任需要警惕的一面.中国当前尚不具备人民调解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法院委托调解为契机,建立附设法院的调解,是中国诉前调解前置的可行办法.     

学术期刊属性研究

在编辑传播学界关于学术期刊属性的研究上,普遍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论者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首先,“学术期刊商品论”是自相矛盾的;其次,“学术期刊商品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相悖的;再次,“学术期刊商品论”与普遍存在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事业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它关系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危,对此,江泽民同志曾经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因此,对待学术和学术期刊事业应当像对待军队、警察机构一样,不能也不可能使其商品化,学术期刊应该走自己的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