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

大同作为辽金王朝的陪都西京,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辽金王朝的重要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辽金王朝的重要政治和文化中心,西京大同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也是契丹和女真民族封建化的历史以及是中国中古时代民族融合进程的反映。     

辽金元时期沈阳城建变迁考

辽金元三朝是沈阳城市建设和制度完善的关键时期。契丹辽朝崛起,沈州方城初具,属县拱卫,设官值守,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女真金国兴替,沈州沿承变革,熙宗废猛安谋克,恢复州县制管理,此后,节度改为刺史,州县级别均降;蒙元占据辽东,沈阳路取代沈州,沈阳城市域名因此而更新,直至今日。元代的沈阳路城之建设,为明代沈阳卫城及清代盛京城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辽金时期的查干湖

查干湖早在辽金时期就以水草丰美而成为辽代皇帝的捺钵之地。而今的查干湖依然发挥着渔业、旅游等优势。本文试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阐述辽金时期的查干湖的面貌,以期有益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     

论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

民俗变迁既表现为具象外显的形态变化 ,又表现为抽象潜在的结构调整 ,可从主体空间的流动、民俗事象的更新和生活需要的增长去认识。为把握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 ,需要提出“主体与时空流动论”、“民俗中心转移论”、“传统与现代磨合论”等新论 ,以发展中国民俗学     

渤海国时期与辽金时期的吉林城镇

渤海国时期,是中国唐代东北地区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比较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兴起于今吉林省境内的数十座城镇在渤海国政治、经济、军事、对外交往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金时期,今吉林省境内的城镇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些城镇的兴起也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尽管辽金时期与渤海国时期吉林城镇的发展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辽金时期与渤海国时期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不同,发展基础各异,因此,它们各自的城镇建设与发展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     

辽金时期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发展

从中原文化对契丹、女真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契丹、女真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法律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契丹、女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畜牧经济、民族性格、音乐舞蹈等方面。文化的认同是文化抉择的前提、是民族和谐的基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

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的陶瓷饮具发展中始终具有适应放牧、渔猎活动需要及食物贮藏需要的特点,这是草原、山林生活环境的浸润与积淀的结果,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亲近自然、随遇而安的心态。在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与以游牧、渔猎文化为代表的草原、山林文化的融合中,伴随着饮品种类的丰富及生产技术的发展,陶瓷饮具的形制也受到了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民俗

本文简要地叙述了隋唐时期中国民间流行的色彩民俗,认为,统治者硬性的规定和社会的主流观念是这一时期民间色彩民俗流行的主要原因。     

辽金时期的乐府诗述论

在辽、金227年的文学史上,乐府诗创作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现象。辽、金的乐府诗创作,不仅相当繁荣发达,而且成就也堪值称道,其中如萧观音、刘迎、王郁等诗人的乐府诗,就都是这一时期的精品之作。而金代乐府诗因为有元好问这样的文学大家参与,就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以歌行类乐府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大都可配乐而唱,是辽、金乐府诗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的特点。     

先秦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民俗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先秦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民俗,认为其重要特点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民间对各种色彩的使用较前更为广泛,尤其是新的思想观念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出现,从此对国人的色彩观念和习俗将产生广泛、长远的影响.     

辽金元时期沈阳地域文化特征刍论

公元10至14世纪,北方草原游牧渔猎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先后建立辽金元三王朝.辽金元统治沈阳(辽金称“沈州”、元称“沈阳路”)时期,该地区民族聚合杂居,互为影响,致使其地域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诸如:城建文化渐趋完善,儒家文化传承弘扬,宗教文化多元共存,艺术文化“胡汉交融”……辽金元时期沈阳地域文化之成果,为构建现当代具有东北特色的沈阳大都市文明,从文化累积层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花儿"看青海地区农业生产民俗及其变迁

作为歌谣之一种的“花儿” ,可以反映其传唱者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民俗。流行于青海地区的“花儿”在许多内容上真实地再现了那里包括农作物的种类、农具以及生产过程等方面的农业生产民俗。同时 ,透过“花儿”的内容 ,我们还可以从中窥见该地区农业生产民俗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变迁。     

生态学视角下的山村民俗变迁思考——以浙江省杨溪村为例

在传统民俗学领域内,转换研究视角,以民俗研究的手段,探索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并在此之上总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俗习惯,改变“破坏生态与挥霍资源”的民俗习惯.以浙江杨溪村为例,考察村落、家庭中生态因素与村民民俗之间的有机联系,探求山村农民环境行为与当地环境变迁的互动机制,解决村落家庭语境中民俗的文化生态问题.     

西京、高丽西京和大同——《元史》辨误一则

高丽国王皏尝言,"高丽民居大同者皆籍之,臣愿还高丽为民." 此处"大同"疑误.原因可能是明初史臣首先混淆了两个西京,把高丽西京误认为是元西京,又因为这则史料出现的前两年,元已把西京改作大同,遂把他们误会的高丽"西京"也改作了"大同".     

青海贵德汉族节庆民俗变迁研究——以三河地区春节民俗为例

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青海各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民俗活动等传统文化正在产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三河地区为例，探究多民族聚集区汉族社会的节庆民俗变迁，在分析、诠释基础上，寻找文化变迁模式的地方性特征。     

略论胡适留美时期的思想变迁

胡适留美时期的思想变迁是把握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思想乃至其一生思想的重要环节。胡适在留美期间的思想变迁表现在文化、伦理、政治、学术等各个方面。他归国后,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改良,并写下大量论著,介绍西方文化,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显然,这是他在留美时期探求的结果和继续。     

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民俗研究对象变迁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它由原来静态的、平面的市民研究转向“农民—居民—市民”的动态研究,也就是对市民化的全方位考察。其研究对象的变迁具有深厚的现实根基和理论基础。     

靖远法泉寺的历史变迁与当地民俗

靖远法泉寺乃陇上千年古刹,该寺集佛教、道教、儒教于一寺,融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园林艺术、文学艺术于一体,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朝觐、观赏、娱乐、游憩的好去处。靖远法泉寺曾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森林公园,寺中景观既多且奇,美不胜收,其中法泉石窟群最具价值。靖远法泉寺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著名石窟在凿修时间、雕绘风格等方面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协同媲美陇上,相映溢彩塞北。靖远法泉寺具备诸多独具特色之处,是当地一处著名的自然人文景观,因之产生了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和典故,这对当地民俗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文化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傣族法律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法律文化性质由早期的奴隶制性质向明代以后的封建领主制变化;法律形式从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法律文化多方面内容和特征也就随之发生了变迁。     

北京宣南地区的辽金寺庙与碑刻

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点,通过佛教的发展与寺庙的营建即可表现出来。从现存的辽金寺庙碑刻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贵族皆笃信佛教,并且耗费大量钱财在京城营建寺庙。他们的崇佛活动,为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佛教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