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疗技术的“身体”伦理

传统医学伦理学意图沟通为"身"的医学和为"心"的伦理,但受到身心二元论基础的局限,传统医学伦理学只片面强调"身"的机械修复而忽视"心"的情感体验,难以抓住医学伦理的意旨所在。现代医疗技术更凸显了对"身"的改造与完善,因而在传统思维模式下医学伦理困境愈发严峻。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审思有必要实现"身体"转向。在身体伦理的视域中,现代医疗技术凭借高技术的运用以实现身心的良善合一为初衷,但在实践中又往往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引发的"身"与"心"的伦理困境,以及主体间对话缺失导致的"我"与"世界"的伦理困境。因此,充分利用身体伦理的学术资源,更新伦理向导的价值基础,成为现代医疗技术发展的题中之义。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向导应当回归"身体",在医学实践中关注与体验具体的活着的身体,在医学伦理实践中打破理性的普遍价值规范的痼疾。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初探

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伦理研究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器官移植伦理研究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     

从科技的人文价值看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从科技的人文价值属性和高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两个方面分析了科学家承担伦理责任的原因,并提出科学家应当承担尊重生命、维护人类尊严、增进人类利益、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责任。另外,从认识角度、形成过程和理论实质三方面剖析了"科技价值中性论"的错误认识,要求正确认识科技的属性,合理把握科学家承担伦理责任的"度"。     

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论汉斯·约纳斯

传统的伦理学是一种人类中心的伦理,它忽视了自然和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目的和价值,无法为技术世界人的行动提供判断的尺度。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试图重返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古代本体论的传统视阈,批判现代的技术乌托邦,批判现代思想中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虚无主义,批判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伦理基础,关注自然,关注未来,关注生命,关注地球上人类将来的生存的可能性,关注作为意志的强者的人对自然所承担的责任,为克服技术时代价值相对主义和行动的无力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考。     

禁止活体角膜移植的学理探析

应当禁止活体角膜移植手术。活体角膜不具有法学中物的财产利益性,而具有生命意义上的价值性,不能被物化为具体法律关系中一个独立的客体物。现实中,活体角膜基于生命健康权的完整性而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的内容是凝结在活体角膜之中的生命属性和人格特性,而不是它的财产性。以危害他人生命健康为前提条件的活体角膜移植违背了医学伦理的底线,该种手术引起的医疗风险和潜在危害,特别是医生所应承担的医疗责任,无法通过知情同意原则加以解决和消除。     

濒死与重生：论儒家生命伦理学价值基点之再造

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之传统始于先秦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这一时期人本主义光辉是"人是目的"这一生命伦理原则的第一次集中展现。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社会治理的重心从秩序追求转向效用追求,人类伦理精神之光整体黯淡下去,呈现出一种"弥散性"的价值生态。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传统在近代遭遇的挫折是人类道德形态演进历史的"快放",从重视生命伦理到陷入生命价值虚无之中,"变"与"常"之间的张力展示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学的形态演进过程,在这一由"濒死"到"重生"的蜕变中,儒家生命伦理学开始重新寻求价值重建的基点。     

普适医疗伦理问题前瞻

普适医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基于技术引发的医疗革命。普适医疗开创了新的就医模式,拓展了人类的健康观念,促进了医患生态的和谐化,提升了医疗系统的效率,同时为有效应对现行医疗体系的重重困境指明了方向。普适医疗带来颠覆性医疗变革的同时,也将引起传统医疗伦理的冲突与流变：医疗隐私范围无限扩展、“医疗信息数字化”带来隐私泄露或被恶意利用、个体医疗隐私控制权进一步弱化、在线医疗纠纷和基于智能医疗系统的医疗事故责任难以界定、电子医疗ID引致偏见与歧视、医疗数字鸿沟和医患关系物化加剧等。有效应对和规避伦理风险,需要完善普适医疗技术设计,需要制度和伦理的协同制约,更需要培育一个德性的社会环境。     

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价值教育功能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伦理价值教育中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 ;自身的教育功能 ;自身的医疗质量的保证 ;自身对医学科学发展的推动等。而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伦理教育的核心课程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和合与伦理--关于网络、生命、环境伦理的思考

当今高科技日新月异,传统伦理道德领域已不能涵盖和统摄,诸多新型的人的生活活动领域和人际交往活动方式不断涌现,需要依据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来化解.和达网络伦理:现代信息网络世界给人类的生活、交往、思维方式带来美好的"数字化乐园",但也带来网络生态、道德、精神危机;网络世界作为人际信息交往世界,必须遵守人际信息交往的底线伦理,如讲诚信、修身、以友辅仁等.和生的生命伦理,是指对现代医学和生物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的生命冲突融合所做的道德诠释的伦理学说.和处的环境伦理,是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危机所做出的道德、化解的伦理学说,如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成己成物等,实现人类生存环境的优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