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负"与"轮回"——道教与佛教两种果报理论的比较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判定善恶的标准、解脱果报的方式及果报作用的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质。     

“承负”与“轮回”——道教与佛教两种果报理论的比较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判定善恶的标准、解脱果报的方式及果报作用的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质。     

概述中国家族法中的继承

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人的死亡只是物理上人体的消灭，其人格会在其后世子孙的身上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已故者与其子孙形同一体，并通过子孙对自己的祭祀来享受子孙的供奉；同样地，作为子孙的父祖，已故者也将自己在家族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财产转归子孙继承。按照夫妻一体原则，寡妻得以取代亡夫在家族中的原有地位，成为夫的人格的延续。中国家族法中的继承植根于对血脉这一自然事实的遵从，秉承了最朴素的自然法思想，它其中所蕴含的法理思想和人生观念，仍值得我们后世学习和借鉴。     

宗教文化对“剪灯二话”的影响

“剪灯二话”产生于三教合流之时,颇受宗教文化之影响.“剪灯二话”呈现的果报观念、安命顺时、循吏情怀与宗教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但也与瞿佑、李昌祺各自生活经历、时代环境相关,致使“剪灯二话”呈现不同特色.     

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宿命意识——以《聊斋志异》中的果报不爽模式为例

果报不爽思想是人们对坚守、践履善德予以鼓励和奖赏的空幻的宿命性许诺,其本质是道德宿命意识,具体表现在古典小说果报不爽模式的德行之因、福祸之果、果报相继不爽及其主宰力量上,因为展现德福相配、人际和谐、世俗幸福等,道德宿命意识也具有审美特质,《聊斋志异》中的果报不爽相关篇章对这些的表现较为集中细致.此外,《聊斋志异》部分篇章、情节以心理情感为依据,突破了道德宿命意识,有的还达到了理想的自由境界.     

王孟诗派的创作与老庄思想

王孟诗派的部分创作,形象地表现了老庄的基本思想观点。它们和老庄思想一样,充满矛盾,既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精神、鄙弃功名的出世观念、追求理想社会生活和个性解放的美好愿望,又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和追求清静无为、无欲无得的主张。     

举业成功：《聊斋志异》科举书写的另一面

《聊斋志异》中不仅有科场失意,也有举业成功,而且后者的比例更多。书中的举业成功故事,其功能有三种：一是功名的获得被视为家族使命,以此勾勒世俗意义的圆满人生;二是秉承史传文学劝善惩恶的传统,同时也融入了儒释道三家的相关思想,以功名为最高奖赏;三是揭露科举成功背后的荒诞与虚无,进一步批判科举。可贵的是,在深受当时社会观念和思潮影响的同时,作者不时流露出矛盾心理,其中不乏他对现实人生的独特感受。部分篇章不再简单停留于落第举子的愤懑之情,而是由科举放眼到社会人生,体现了更为深远的人性思考与社会关怀,作品的主题也因此更为多样化。     

《水浒传》中宋江悲剧命运根源探微

作者费尽笔力塑造的＂全忠仗义＂的宋江遭遇众多读者的厌恶和批判,造成宋江不忠不义的原因,在于作为个体生命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公共价值判断和规范的矛盾,即由于他追求功名之心与他所生的时代相违背而造成的。功名之心是宋江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所在;功名心使他惹上官司,狼狈逃命于天涯;功名心使他将梁山事业看做他博取功名的筹码,梁山事业和宋江个人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了必然。     

两个《看钱奴》今古不一样

元人郑廷玉《看钱奴》 ,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但迷信成份极其浓厚 ,宣扬了果报观念和宿命观念。苏位东先生对原作采取了“砍头去尾留中段”的手术 ,即去掉第一折和第四折 ,把第二、第三折丰富和发展 ,使《看钱奴》讽刺喜剧的特点更加突出 ,更有时代意义。     

先秦儒家等级观念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

先秦儒家等级观念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就是人们对财富的占有和消费应与社会地位相符;人们的社会职业应分出尊卑贵贱的等级.先秦儒家等级观念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等级观念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醒世姻缘传》因果报应思想剖析

《醒世姻缘传》整部作品都采用果报故事的传统叙事模式,通过这样的表层叙事模式,传达出一个深层的伦理信条,即善恶必受报应。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知水平下,对促进人们修善积德,平衡社会心理,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学问”——陆世仪与明清之际儒家生死、鬼神论的新动向

明清之际的名儒陆世仪致力于扭转晚明以来儒者过于重视死后世界和鬼神报应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他反对以死后的审判和轮回解释果报,并主张在世俗伦理的限度内解释祭礼。不过,他对晚明思想也有继承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他并不否认果报观念本身,也不否认鬼神可以独立存在于人心之外。正是这种与晚明思想的连续性,导致他并未完全回归宋代理学的传统。不仅如此,他对理学以阴阳为鬼神等主张还持批判态度,这和当时或稍后的不少儒者是颇为一致的。这些都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在生死、鬼神论领域的新动向。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

文章以晚清乡土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为视点,试图从恩宠的逻辑、恩宠的内容、恩宠的实现三个方面来探讨教民对恩宠教义的吸纳过程,从而提出,果报观念、神功崇拜等乡土文化资源是转化与安置恩宠教义的建构力量,它决定了教民的恩宠信仰虽然采纳了天主教的符号、语言与仪式,却与传统的文化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纪晓岚因果轮回观念之危机——以《阅微草堂笔记》为视角

《阅微革堂笔记》中记载了大量六道轮回和因缘果报之事,对此观念后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将其看成落后的、反动的封建迷信。实际上《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特别是在乾嘉学术极为兴盛的时代,纪昀的思想认识无疑极有代表性。他的困惑与矛盾正反映了儒家思想资源的困惑。     

诸葛亮躬耕模式论

诸葛亮躬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耕读结合,躬耕之余,静心思考安定天下之策,努力提高治国之才,等待时机出山建功立业。诸葛亮所在躬耕地隆中交通便利,有利于信息的获取;有无主土地可耕,有利于经济的独立;附近有亲属和朋友,有利于社会交往;隆中与襄阳存在一定的距离,有利于个人静心学习与独立思考。诸葛亮躬耕模式成功的原因有六:汉末社会动荡对人才的需求,儒家伦理地位的稳固,诸葛亮对家族精神的传承,诸葛亮子孙对诸葛亮精神的继承,刘备对诸葛亮人格的尊重,不忠不义的盛行。诸葛亮躬耕模式对后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躬耕模式和其本人均经历了一个神圣化的历程,后人难以超越。     

张载科举观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张载的生平实践进行研究,着重探讨其科举观以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是张载关于科举态度和举士观点的集中阐述;张载这种反对以应举为目的和片面追求科第功名的考试思想,不仅对当时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也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走出理论误区 坚持根本标准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开放乃至一切工作成败的标准。这是对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唯心主义观念的否定,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的恢复。实践越来越充分地证明,“三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和落实,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三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正是解放思想,破除“左”的思想理论观念的重大成果。今后,要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深刻理解、在社会实践中高度自觉地坚持“三有利于”标准,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程度上进一步解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情理矛盾及其社会成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凸显了明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现实,存在着情与理的矛盾与抗衡,主要体现在爱情婚姻、新型的义利观以及人们金钱观念的转变上。儒学价值观、程朱理学、王学左派思潮及市民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商品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是矛盾和抗衡产生的重要社会成因。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再认识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要有自身的特色,但是要防止将高等教育的共性误以为高等职业教育独有的特性。在当前,尤其需要借助政策的调节力量去引导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观念,因为观念产生体制,体制决定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