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墨子的教育思想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大国兼并弱国,弱国竭力防御、攻击强国;在学术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政治理想是实行“义政”;最终目的是“兴利除害”。墨子的思想得时人拥戴,因而形成墨家学派。墨家学派既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政治结社,又是继孔子之后的民间私塾学校。社的领导人叫“巨子”,有墨子、腹(黄享)、禽滑厘等。社(校)纪律严密,弟子在外做官不行义就要撤回。弟子做官的俸禄要交一部分给社(校)开支。墨家学派的巨子、老师、弟子生活都很艰苦。他们穿则“布衣、草履、木履”;吃则“量腹而     

墨子游鲁阳及孟胜守鲁阳考说

墨子晚年游说鲁阳文君,死于鲁阳。由墨子游说鲁阳文君的说辞,可见墨家“非攻”学说成熟于墨子晚年。墨子死后,巨子孟胜继续守卫鲁阳,并死于阳城。自此后墨家出现派别分化。     

明辩与实力——读《公输》

《公输》一文选自《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反映墨家学派“非攻”思想的一篇著名散文。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兼并、弱肉强食、连年战争,奴隶主们各自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以武力扩大地盘,俘获奴隶,称霸一方。春秋时期一百多国(实为奴隶主庄园)经过数百次大小战争,变为七雄争霸的局面,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战争的残酷性,给当时的奴     

墨子贵族出身刍议

针对墨子出身的探究和考证，众说纷纭，但基于现存资料和“墨”引申而形成的主流结论，不足以让人信服，尚有很多存疑之处。通过对墨子“贱人”鄙人”说法的考证、其平民身份的剖析以及墨子思想中人民性由来的分析，进一步驳斥由“墨”而推断其出身低微等观点和主张，论证墨子的手工业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墨学名号的涵义所在，并综合墨子师徒之间关系的表现，进一步推断墨家学派为殷后人之贵族集团，而墨子则极有可能为首任巨子。至于墨子贵族身份为何没有明朗化，或许正昭示出他思想和行动的深层动机。     

1—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主导权问题研究

1—6世纪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问题是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此问题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是皇帝权威类型的变化和皇位继承主导权的不确定性。皇帝权威类型经历了从法理型权威向传统型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的转变过程。受此影响,皇帝继承制度也从养子继承制为主导向亲子继承为核心的血亲继承制转变。同时,皇位继承主导权的不确定性导致皇位继承秩序探索的种种困难。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晚年毛泽东失误原因的再认识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具有连续性;由纠"左"到反右的逆转性;只能自我批评,难以容忍他人批评;以及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等特点,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处在由领袖魅力型权威到法理性权威的政治转型之初,对领袖个人权威的维护成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深刻认识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为新时期执政党合法性基础提供理论借鉴.     

孔、墨战争伦理观之比较

同本于济世安民、解民倒悬的宗旨,孔子、墨子皆反对战争,但不一味地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非正义之战。在这种相似背后,二者对于战争的伦理思考又有着巨大差异:孔子贵"仁"、尚"礼"而非战、慎战,墨子贵"兼"、尚"利"而非攻;孔子以合"礼"为正义之战,墨子以合"利"为正义之战;孔子尚"勇"结合儒家之"仁"、"义"、"礼"、"智",墨子尚"勇"结合墨家之"仁"、"义"、"智"。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扬弃孔、墨的战争伦理观,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战争伦理观、指导军事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     

《墨经》时空观小议

《墨经》是后期墨家的集体著述。后期墨家继承了墨子学说的精华,抛弃了墨子关于天志、神、鬼的思想,注重实践经验,重视吸取和总结各方面的成果,成为战国时代的“显学”。墨家“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墨经》一书反映了后期墨家是如何克服了墨子学说中的唯心主义成份,怎样以当时的科学成就来建立唯物主义宇宙观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资源的变化及其分析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性资源经历了从依赖意识形态教育、领袖权威崇拜、经济绩效到民主建政的历史变化过程,成功地将短期可变性权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制度化型权威资源,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权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核心在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农村基层治理纳入到民主化的轨道,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这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