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铁器牛耕的使用，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激烈变化，中国古代社会逐渐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亦随之产生重大变革。本文试图追寻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的历程，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规律     

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评述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是与古代中原农耕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采用文化类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方法.成果体现在基本概念的厘定、游牧民族的历史与社会、游牧经济、宗教与习俗、游牧生态环境观等方面,对其加以梳理总结,有利于该问题研究的深化.     

“野蛮社会”“农业革命”和三分期理论的修正

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于“石器一青铜器一铁器三分期”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三分期理论”必须修正,并提出与此不同的、更进一步的分期法。半个世纪以后,考古学家柴尔德和布雷伍德阐述了“农业革命”的观点。学术界公认：“农业革命是文明之母。”但在“新石器”与“农业革命”两个不同的重大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石器时代”学说暴露了严重缺陷。必须认识到：史前几乎所有的文明要素如弓箭的发明、农耕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陶器的发明、定居生活等等,都是在“木石复合工具时期”奠定的。该文作者提出：“木一石器时代”至少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混合木一石器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初级蒙昧社会;（2）简单的木一石结合时期——绳索捆绑或胶结的木石长矛、木石投枪等,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级蒙昧社会;（3）木石复合工具时期——即弓矢阶段,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高级蒙昧社会;（4）复杂的木石工具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初级半开化社会以及“早期智人”阶段;（5）综合的木石工具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高级半开化社会以及“后期智人”阶段。由此,必须加强“木石复合工具时期”的研究。该文进一步讨论了“五模式论”和“莫维斯论’’的缺陷,并且指出石犁与大石铲（香）都是祭祀用器。     

知往鉴今:古代书院对当代大学德育的启示

我国的古代书院作为古代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为当时的社会输送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通过研究我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及渗透方式和德育方法,对我们当代大学的德育工作仍不失积极的借鉴意义。     

4—6世纪西欧和中国游牧民族的迁徙及融合

本文对公元4至6世纪发生在中国和西欧的民族大迁徙的特点、过程及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公元4至6世纪西欧和中国的游牧民族迁徙,是当时世界性民族大迁徙的组成部分;它加强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联系;改变了农耕民族的社会衰落状况;对中国和西欧的民族融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后出现了不同的生产结构。     

儒法法理学异同论

儒法两家形成于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因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状况所要求,他们都提出过治理国家的独特方案。这些治国理论后来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两个重要渊源。研究儒法两家学理的异同及其历史命运,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法律乃至古代社会将不无帮助。 一 从自然法的角度论述人定法,是古代法学理论也是儒法两家共有的特点。天的法则和人的本性是儒法谈论自然法时触及最多和最基本的两个问题。     

新农耕文化浅议

近万年的生活锤炼,形成了我国以农为本、渔樵为辅、伴随着读书明理的农耕文化特色,这种传统农耕文化就是我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像基因一样,根深蒂固在国人心中.新农耕文化的阐发,离不开传统的农耕文化,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新农耕文化大概有四个要素:尊重土地、尊重环境、现代生产生活观念和文化传承.新农耕文化是大趋势,对其进行的建设方法主要有:建设新农耕文化示范区、整治文化和自然环境等,这是当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文化是明天的经济》评介

朱来常同志的新著《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是一本试图从文化整体角度来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书。本书阐述的“文化”概念,是把价值观念放在文化诸要素之首,将“文化”一词置于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之下,以及只能从行为和事件推导出来的共同观念系统的领域之内。作者从中国农耕文化的结构、要素以及宗教特点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农耕文化对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拓宽了研究古代中国的思路。对     

略谈战国秦汉时期的高利贷资本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黄金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活动也日趋活跃。本文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高利贷活跃的原因,高利贷的种类、利率、利息、贷还条件与方式,国家对高利贷的管理,以及高利贷对当时社会经济和吏治的影响等问题     

古代北方草原通道上的贺兰山岩画及其与匈奴文化

岩画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史的重要一站。贺兰山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草原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展现了岩画作者们的生产生活、原始信仰、风俗习惯、艺术审美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自然景观,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贺兰山岩画与阴山岩画、阿尔泰山岩道,以及分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北亚地区的岩画和苏联境内中亚地区的岩画所表现出的诸多一致性,更清楚地表明,整个北部草原地区的岩画,恰恰是分布在古代游牧民族从东到西的草原交通线上;在我国境内的贺兰山岩画和阴山岩画,又几乎是与长城并行分布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南北交往的文化会聚线上。贺兰山岩画的一些特征,表明它与匈奴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中一部分应产生于匈奴时代,为匈奴族所创造。     

新疆犁耕的起源和发展

新疆地区什么时候开始掌握犁耕技术,而且使用畜力于犁田耕地,对新疆农业发展史研究是关键性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科学论定,主要必须依凭考古工作的成果。从耜耕转变为犁耕,并使用畜力,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曾经历过的一次重大革新。它曾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浅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曾对世界和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由于当时提供了适宜的人文环境和条件。历史发展规律证明：人类进步的真谛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中国古代人口问题的探讨

研究中国古代人口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古代人口的增减,对当时社会的兴衰关系极大。本文以充分的资料论述了中国古代人口再生产的类型及其发展变动的规律,并指出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失度,就会延缓或阻碍社会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药材造假贩假及社会应对

中国古代的药材造假贩假由来已久,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演愈烈,进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政府及社会采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拟定药材标准,加强药材质量监管,惩处不法商贩及违规官吏,普及药材知识和强身防病等多种措施加以应对,这不仅对当时社会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古代中药学的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心理学透视

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改革心理,它与改革实践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一个在历史维度上辩证运动的社会场结构。“和谐”,是标识其运动方向并具有吸引倾向的场吸引子;避乱致序、排异耦合是其基本目标;催耦机制(包括正催耦、自催耦和交叉催耦)是其基本手段。这一研究思路可求证和谐社会的一种内涵——改革心理与社会转型的耦合效应;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能力——改革心理与社会转型的催耦调谐。     

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济探源

古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直接受到持续发展的农耕经济的影响,表现为:农耕经济直接影响了古代中国档案载体形式的发展;古代中国档案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农耕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方向.     

论西周的礼和孔子的仁

<正> 孔子究竟是哪个阶级的思想家?学术界至今聚讼纷纭,难趋一致.因为这个问题与长期悬而未决的古史分期问题牵连,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为了推动这一问题的讨论,现就最能表现孔子思想的"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政治主张加以剖析,以求教于学术界诸同仁.一、什么是礼?礼,就其社会作用说,应该是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共同的行为规范.当时国家刚从氏族母体中脱胎出来,政治法律规范同伦理道德规范尚未截然分开,两种规范的作用还混在一起.对于礼的法律作用,《左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守其国,行其政     

古代社会性质与财产形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关于古代世界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讨论而有待解决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的表现是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所谓关于“分期”问题的分歧意见,实质上是对于古代社会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以及对     

唐代的立法与唐代的吏治

“治国必先治吏”,吏治的严明对国家的稳定、政治秩序的安宁,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素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发展史者所注目。其所以能在社会动乱之后,出现一种社会承平、生产发展的“治世”局面,与当时统治者重视立法与吏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