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中所表现的非理性心态——古代小说文化与传统社会人格的剖析

明清时期,小说里的现实品性提升,关涉到人生各方面的主题几乎都得到了表现。除了一些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对于一些更加个人化的性格、心理问题,小说也有所探讨。而内心的放纵、偏执等方面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小说作者们已经关注人内心的非理性层面。这样的表现,对于深入认识人性自然是极具价值的。体现了古代小说在人文领域里达到的深度。     

中国古代小说容色描写的角色功能

在传统色彩修辞的作用下,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容色描写往往被赋予特定的角色功能。有些着眼于标识超值人物的“异貌”,有些意在暗示人物生存的穷达情境。中国古代戏剧着色的“脸谱”化特征影响及小说的人物敷色,形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角色化容色描写。     

中国古代小说在欧美认知度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中国古代小说在欧美传播状况不容乐观,部分缘于读者心理期待下的语言不可译性,而这种不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为语言的文化个性,如文化负载词和文化语用差异所致。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研究方法的嬗变及其转型之路

受魏晋以来风行的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研究主要采取品评德性与索解本事的方法:上世纪旧式小说研究继承了传统性格分析法,进而延伸到阶级分析,再到多重性格分析以及精神分析.尔后,从引进外来的典型理论的旧式小说研究到引进西方叙事学的新式小说研究,人物研究由强势沦落到边缘,逐渐陷入困境.而索隐人物原型这一传统研究路数则逐渐从坐实历史真实人物的旧索隐演变为推论虚拟历史人物的新索隐,同样陷入困境.当下关于小说人物研究的困境急需通过转型为"写人"研究来突围.     

《墨子》与中国小说

《墨子》是墨翟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墨子》一书虽然旨在反映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政治、社会主张,但以今天的小说观念观照《墨子》全书,其中的寓言故事、志怪传说、叙事写人等方面均与后世的小说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墨子》与小说文体的关系,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坐立姿态描写的修辞阐释

从现代身势学和文化修辞学的视角看,以“坐”与“立”为主的人物姿态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生存寓言,中国古代小说关于这些姿态的描写包涵着修辞性的文化规则和讯息编码。首先,它们是“主坐从立”以及“序齿而坐”等伦理规范的演示,是社会角色扮演的秩序化写照。其次,由职业性质决定的“文坐武立”以及由体质状况决定的“体弱多坐”现象,也形成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园地里的道道景观,尤其是《三国志演义》关于诸葛亮的坐态以及关羽的立姿等造型性描写颇耐寻味。说到底,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坐态立姿的描写是人物“生存寓言”的投射,特别是种种坐态描写更包含着哲理化的政治修辞和宗教修辞意蕴。     

小说文本：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以明代拟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个案,解读中国男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历史真相,并由此质疑以经典文本与精英思想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指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层次结构,以及正统道德观念与社会生活之间实际存在的距离。文中强调传统通俗小说的纪实特点及其认识功能,主张“小说可以观”,观世态知人情,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心理方面具有特殊价值。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

自宋元以后 ,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容貌描写逐渐出现了以“花”、“柳”等植物为喻象的倾向 ,这意味着以藻饰女性容貌为快意的世俗文化心态已渗透到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既建立在原始的“诗性的”隐喻思维基础之上 ,又吸取了传统诗词以及戏曲以植物喻人的经验 ,创造了一种以隐喻象征为特点的诗意韵致。同时 ,中国古代小说女性容貌的“植物化”喻象的特点是“可观”、“可餐” ,是男性作者在性别错位的社会里对女性容貌所进行的满足自身欣赏欲念的误读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越南古代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其古代散文体小说基本上是"汉文小说",其发生、发展深受中国小说之影响.16世纪前期模仿和借鉴中国<剪灯新话>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代短篇小说的起步,17世纪以后出现的<皇越春秋>等长篇小说则深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中国古代世代累积型小说人物形象的生成演变

世代累积型小说都经历了一个由历史到民间再到文人的累积过程,其人物形象也经历了一个不断雅化、文人化的过程, 其中最后写定者发挥了集大成的作用.世代累积型小说的人物形象具有复合性、稳定性和时代性三大特征.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变迁的文化机制

作为文化产品的小说文体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又由于新的文化场的出现而发生变迁.历史叙事与说书艺术孕育和制约着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文体的建构,在语言表述、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形成与西方小说文体迥异的语体和体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和谐社会”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视角

构建"和谐社会"一经提出,即得到了来自海内外各层面的广泛关注,既说明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心声,更是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及社会之间出现不和谐现象之后的积极应对,本文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视角,分别从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三个方面的关系溯寻"和谐"社会的渊源.     

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意境的表现

该文探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意境的表现问题.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的审美理论,中国古代的戏曲家和小说家们,由于往往本身就是诗人或词人,当他们进行艺术创作时,不可能不受到诗词创作特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传统诗歌对意境的追求,也融合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之中.又由于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侧重表现性,写意和抒情味较浓,与西方一些侧重于再现性的叙事文学不同,仅用典型理论来阐释显然远远不够.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意境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表现主要有诗情画意、人景交融这两方面.     

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白肌黑肤描写的潜蕴表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青、赤、黑、白、黄"五色"中,"白"与"黑"的象征意蕴较为突出,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白肌黑肤描写潜蕴着更多的文化表征。首先,古代小说描写的白肌黑肤总是隐喻着某种德性,并拥有了褒贬符码意义。大体上说,黑色肌肤指向了尊贵、刚直、邪恶三个层面;而白色肌肤则容易使人联想到男子的光明磊落、女性的白璧无瑕。其次,白肌黑肤暗寓着美丑判断,其中的德貌错位现象对"以貌取人"的观念构成挑战。再次,在描写过程中,白肌黑肤还被注入了特定的性征和非性征,从而为故事的打开作了趣味性的铺垫,成为孕育故事、推进情节的结构张力场。     

论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的三种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由于反映对象较广,面对的观众群和读者群较大,所以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由于生活环境有血缘、地缘和职缘的不同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处于最下层的市民大众的文化精神,正面的为讲究诚信、公正、睿智和义气,负面的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市侩主义;二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遵从的正统文化精神,正面的为忠孝节义,负面的为愚忠、愚孝、愚节、愚义;三是处于最上层的、为少数文化精英所具有的哲学文化精神,表现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价值、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带有人文主义萌芽之色彩。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这三种文化精神进行总结和探讨。     

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伤体验

创伤体验作为中国古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创作心理背景 ,对其文学创作活动产生着直接而又积极的作用。探讨创伤体验形成及其作用机制 ,既需要注意心理学的因素 ,更不能忽略社会伦理思想的重大影响 ,正是后者使中国古代的“发愤著书”说与西方的“苦闷的象征”说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蕴 ,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个“道德救世”者的无奈—从吴趼人的写情小说解读作者的内心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宣扬的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广义上的“情”，而非狭义的儿女之情，它们表现了新旧嬗变的晚清时期作家面对西方新学与传统旧学的无奈选择。然而，生当道德衰世，“道德救世”者最终必然无可奈何。     

20世纪中国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关系

从文学发展的逻辑规律上来看 ,中国古代小说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社会学传统对 2 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具体的影响 ,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流变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的社会学传统在对2 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施以影响的过程中 ,并存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2 0世纪中国现代和当代小说在社会学发展方面既积累了诸多的经验 ,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国古代小说“传情为态”的写人技法

中国古代小说善于将人物内在难以捉摸的"情"传示为有迹可寻的"态",在描写情绪发作时,常添加修饰性的伴声体态语,突显人物情绪爆发状态;其次是夸说因情绪波动而造成的生理性条件反射体态;此外还多依据特定的文化规则,来追摄"七情"波动引发的两极性的"笑"貌和"哭"相,这些表情追摄有助于人物的道德增值、悲剧营造、神情传达,并能绘形绘声地给读者以直观感、画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