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波”，“没”是非之辨析

杜诗“波”，“没”是非之辨析李知文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虽是求宰相韦济（字见素）授引之作，却迥异流俗，不卑不亢，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倾吐出郁积已久的对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才的愤激不平。它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最早的一篇，向为人们所传诵。其结句，...     

杜诗研究三十载——南朝鲜杜诗研究者李丙畴一席谈

学术研究的道路是艰险孤奋的山径。石田李丙畴博士在他67年生涯中有30余年在杜诗研究的道路上拼搏,他是一位毕生挖泉不止的国文大家。石田现在仍在不断地搏击,而且他的追求越益执着,近乎顽固,故有别号“杜狂”之称。石田的编著甚丰,《杜诗谚解批注》、《杜诗谚解钞》、《杜诗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朝鲜文学上的杜诗研究》、《诗圣杜甫——诗读杜甫生涯》、《杜诗研究论丛》、《初刊本杜工     

韩愈其人

韩愈(公元765—824年),字退之,是中唐时期依附于豪族地主的无耻文人,他在儒家顽固派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北宋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东坡曾大吹特吹过韩愈,说什么“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到唐代出了个韩愈,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①。明代有个儒家大官僚薛也极力吹捧韩愈,他说,假如没有韩愈,谁能为我们指出儒家的“道统”呢?谁能如此明确地推尊孟子作为孔子的“嫡传”呢?这些人对韩愈的评价,从反面说明:在我国封建制社会衰落时期,没落的地主阶级越来越需要儒家思想作为救命稻草。韩愈为尊孔尊儒而大喊大叫,正反映了没落的地主阶级…     

全面而深刻的《韩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其５０年代发表的《论韩愈》一文中就正式提出了“韩学”这一学术概念，经过近几十年学术文化的发展，“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现在重新提出并得到重视应该说是很成熟、很适时的。韩愈这一处于“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论韩...     

惮赫若雷霆 浩汗若河汉──韩愈散文的雄浑美

韩愈散文,与杜诗、颜字、辛词,同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审美文化的杰出代表。“它们在精神气质上是儒家,而艺术形式包括内容比之温柔敦厚多了一些沉郁悲凉,严厉端直乃至长歌以哭。”①它们不仅体现了我们民族刚健弘毅、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至大至刚的阳刚之美,“返虚入浑,积健为雄”的雄浑之美。对于韩文的审美特色,前人多以这样的自然意象比喻概括:“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激浪,纡流不滞。”②“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蛟龙,万径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休念伯乐相马经

伯乐相马的故事实在已被人们引用到了滥而且“俗”的地步了。其实,人才之能否起用,比之“马才”之能否为人赏识,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事。因为人之识马,除了“知”与“不知”而外,再就没有人与人间那些亲故、门户、党同伐异、恩怨、爱憎等等的复杂因素;而在人事工作方面,却另有一套“关系学”的问题介乎其间。所以,那位曾为千里马鸣过不平的韩愈夫子,在他那篇名作的结尾,只能喟然长叹:“鸣呼,其真无马?其真不知马也!”说了半天,韩老先生只在     

韩愈“疑经”问题试探

关于韩愈“疑经”问题,有关史料很少,经学史上也似乎早有定论:韩愈否定《诗序》,改字解经,开创了宋人“疑经”风气。如果我们就现存很少的一点史料重新加以考察,则此问题似还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的看法是:韩愈并没有否定《诗序》,“改字解经”也仅仅是对当时盛行的古文经学的反动,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曾经指出过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事实上,韩愈正是以那些“以丑为美”的诗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诚然,韩诗“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使其诗自成一家于李杜之后,并且对宋诗特点的产生乃至整个美学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也使得宋代那批追随他的诗人从娘胎里就染上了不少坏习惯。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平和温润诗风小议

研习古代文学理论,感触颇深的是,在文学理论发展的的历史中,平和温润的诗风一直倍受推崇,安居文学殿堂的正宗地位,而那些或真率慨直、激扬蹈厉,或奇绝险怪,足以惊世骇俗的所谓“失之平和”之作,却大多象堂下的“小鬼”一样遭人白眼。我当然不否认平和温润诗风的美学价值。但是,我觉得孟郊的“东野动惊俗,无葩吐奇芳”(韩愈《醉赠张秘书》)和李长吉的“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的诡异飞动的诗风也是诗家一绝,和     

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刘禹锡关系考辨

中唐时期文学巨匠韩愈与刘禹锡私谊究竟如何?两人之间是否存在巨大的思想分歧?评法批儒运动后人们对此一直持有怀疑。本文从韩、刘“昔遇”及二、三两次相晤进行纵向考证,对所谓“哲学分歧”问题以及韩愈的“谀墓”之嫌做了辩驳。最后指出所谓“思想分歧”是人为的附会,韩、刘之间是一种互相信赖的挚友关系。     

穷愁之言易好欢愉之语亦工--韩愈"不平则鸣说"平议

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孟诗派的主将,在文学理论上也卓有建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作为古文运动纲领和口号的“文以明道”说并无异议,而对于其“不平则鸣”、“穷而益工”论时有异说。兹不揣浅陋,本文力排众议,提出韩愈的“不平则鸣”,不仅是包括扼腕愤怒,而且包括欢乐在内的各种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     

儒家传统新探

儒家产生时并没有一种传统,儒家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孔子曾认为他的思想是“以一道以贯之”的,他并没有说明“一道”是什么,而他的学生则把它理解为“忠”和“恕”。《中庸》自称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是从未有人描写过尧舜的传统制度如何。中庸之所以能成为儒家传统的中心概念,是因为中庸是儒家传统的开始。“中”有两层含义,一个是适度的、恰当的,《中庸》:“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论语》:“过狁不及”等等都是此意。另一个含义就是程颐提出的不偏执一端的说法。“中”的思想在儒家的第二代《大学》、     

读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兼驳在师道问题上的所谓韩柳儒法之争

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一篇讨论师生关系和为师之道的重要文章,写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这时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做司马,有个叫韦中立的人,写信请柳宗元做他的老师,柳宗元便回了他这封信。在此之前,韩愈写过《师说》,阐明了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这两篇书信,就当时盛行的耻于相师的社会时弊,尖锐地进行了揭露和针砭,尽管(尤其是韩愈)夹杂不少封建性的说教,但他们提出的这一重要问题,无疑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有益的,应当予以历史的肯定。 “四人帮”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需要,大搞古为“帮”用,人为地制造什么儒法…     

试论典型性杜诗的形成

在杜甫的一生中 ,困守长安的十年无疑是其创作史上重要的时期。这期间 ,他的人生思想有了重大转变 ,创作从早期的诗风转到了具有杜诗风格的“沉郁顿挫” ,诗体技巧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这标志着杜甫的创作从此走向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具有典型意义的杜诗也在此期形成。     

论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学杜之差异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诗人都主张学习杜甫,这也是方回等人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主要依据.但江西诗派诗人强调学习杜诗的技法,而陈与义则强调学习杜诗的风雅精神.基于这种理论主张,在实际创作中,江西诗派主要是学习杜甫夔州后的诗风,而陈与义主要学习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创作.江西诗派得杜诗之顿挫,而陈与义得杜诗之沉郁.     

中唐岭南谪臣与越南独立——基于《热河日记》文献的中国岭南历史认识

《热河日记》是18世纪后期朝鲜王朝学者朴趾源的著名“燕行录”作品。首先,《热河日记》里的中国岭南乃“故谪居地”,中唐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被贬至岭南一事折射出朝政的腐败,更说明岭南未能被朝廷正确定位之事实,这为越南的动乱乃至其后的独立暨岭南地域版图的缩小埋下了伏笔;其次,越南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以五代动乱为契机而得以彰显,最终越南获得脱离中国之机;其三,自宋至清,越南以藩属国身份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而《热河日记》转述成书于康熙时期的《海外纪事》的越南书写,则表明作者对越南“别是一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