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中国化

从“民主革命”到“民主执政”,经过90年的不断探索,我们党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与“偶然性逻辑”的确立——评拉克劳、墨菲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以人类解放为主旨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即高度关注经济领域对抗性的政治性问题,这是从经济和财产权的视角切入人类解放这一政治性问题的唯一路径.正是立足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形成了马克思自身对于革命主体——“阶级”的建构.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思考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术语时,拉克劳、墨菲在通向列宁、葛兰西的“思想墓碑”上错误地镌刻了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的碑文,从而将“阶级”的思考从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上抽离出来并使其碎片化,以达到其在“资本主义民主”这一既定的前提下实现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构想.     

政治转型的经济成本核算——以国外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分摊为例

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是由威权体制均衡状态向民主体制均衡状态过渡时产生的非均衡而造成的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以民主巩固为导向的民主化转型,其经济成本分摊涉及“转型正义”难题,应实现公正分摊,以免出现“政治冷漠”和“政治抗争”的后果.韩国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分摊策略体现了公正性、有效性与合理性,促成了民主化成功转型之后的民主巩固.本文探讨民主化转型经济成本分摊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走向民主改革的低成本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一个文献述评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成熟民主国家和后发国家这两种政治发展模式都有其时空条件的特殊性以及经验移植过程中的适应性问题。"哪种发展模式更适合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成为海内外中国政治发展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检视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得出一个基本观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模式选择的研究要在既有政治理念的理论逻辑下进行规范的学理探究和学术性论证,从横向的国别维度和纵向的历史维度,总结评价成熟民主国家和后发国家成功的政治发展经验,汲取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刻启示和有益因素,以及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唯如此,才能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准确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应当建构一个审视中国政治发展的科学视角,并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蕴含的目的论式线性史观、二元对立的结构逻辑、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进行反思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有序渐进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立足现实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紧扣民心政治,寻求党心民心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加强机制建设,推动民主政治形态成熟定型;通过以民主促民生,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立足基本国情,探索发展中国式民主新道路。     

对美国政治实践的一种反思:达尔的民主理论——读《民主理论的前言(扩充版)》有感

通过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的研读和分析可以看出,达尔的民主理论就是美国政治实践的产物,与托克维尔、熊彼特、萨托利等民主理论一样,是西方政治发展逻辑的产物。西方的民主是一个竞争性、充满争议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国的民主理论应该建立在对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和反思上,超越西方的民主,发展符合中国历史逻辑的和谐民主理论。     

温岭基层民主建设规律探要

温岭民主恳谈会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温岭模式”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 :温岭民主恳谈会深植于温岭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 ,具有内生性根源 ;它蹈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在其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 ;它依椐民主政治建构和运行的基本要求 ,把治理和自治有机统一在一起。认真总结和深入探索温岭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治发展还是“政治退却”——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思问

政治发展是不同类型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国政治发展目标是人民民主。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一定滞后性,这需要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反思。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战略进攻”相比较,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来描述当今更为合适。政治战略进攻,脱离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和国情,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发展;从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经过改革、退却到不合格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趋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从多元政治主体关系中谋求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导和定向的政治变迁,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和合主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战略。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The Chinese Logic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China needs to change from a Western to a Chinese-style governance discourse so as to form and explore a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profoundly evident in the following: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on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are the soil in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grow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alm in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exists; the mass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re the necessary subj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targe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s a multi-layered and diverse existenc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the basic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is the basic obj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re equal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 and th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re authority, consensus, institu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Guided by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state,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a’s fi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und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lai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s the Chinese form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theory.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

中国目前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层次。从制度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相始终的渐进过程,但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特别是社会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制度漏洞＂问题则亟待通过制度安排认真解决。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宪法和社会发展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和渐进式地进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分为三个层面：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人民政府模式＂,强调＂规模适度化政府＂,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基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制度建设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

当前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隐秘却愈具影响力的角色,现有研究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命题出发,探讨市场转型中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衡的社会阶层,由此,已有研究得出基本一致性的判断,由于私营企业主与国家之间共享政治价值和共享利益,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共谋的社会阶层。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立足于“私营企业主”在民主转型中角色的阶级想象,而过于关注私营企业主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从而忽视了深入剖析和探讨私营企业主对于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因此,深化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关系及其政治影响的认识,需要从“民主转型”转向“政策影响”的主题。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观是转型期中国所必需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是全求面临的共同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贯彻以人为本,需要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新的文化理念作引导。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培育公民性社会。唯此,才能在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同时,逐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进程相比。我国是后发式、滞后型、外力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政府如何担当自己的责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建设政治民主与法治社会,发展政治文化等,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