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从“深奥哲学”到“简易哲学”:休谟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构

休谟竭力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力求为哲学重新奠基。经验主义哲学方法对于解构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构和体系具有毁灭性作用。休谟将一切观念最终都还原为印象,一切观念都可以从印象中寻找到初始根据。在休谟看来,印象优先于观念的原则普遍有效。精神世界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与自然世界的自然事物之间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与理性形而上学不同,休谟借助于人在经验和观察基础上养成的习惯界定一般观念或抽象观念,并借助于语言寻求一般性。在反驳笛卡尔自我观念的虚妄性基础上,休谟将自我观念严格地限定在经验与观察的印象基础之上加以阐明,即在原始知觉印象的基础上借助于经验和观察的方法对自我观念进行哲学辩论、辨正和改造。     

论五四时期的 “大学叙事”小说

五四前后,现代大学在社会动荡和文化转型中呈现出诸多芜杂气象。大学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叙事空间,一开始便进入了现代作家的文学视野。以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大学叙事小说,在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各类题材中独树一帜。五四作家在描写大学人物、叙述大学经验时,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寒门学子的生活艰辛、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以及教授们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生动地书写了校园内情投意合的友谊、青春萌动的爱情乃至惺惺相惜的同性恋情。新旧转型时期大学的艰窘现实和浪漫诗意,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因素,既肇因于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也不乏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正面“师者”形象,几乎缺席于启蒙文化语境下的大学叙事,而勤学、善思、正直的青年学生则更多地表征了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     

职教变革的过程本质:创生“新常态”职业人

针对职业教育本质研究中静态分析方法论局限,反思职业教育演变史可知,职业教育变革的本质在于不断创生新型职业人。在职业人培养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注入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等新因素,由此引发职业教育育人过程本质的变化,创生出适应社会新常态的新型职业人。新常态下的职业人所生成的结构要素,是由科技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变革与职教系统的反作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宏观上,政府根据社会新常态下行业和市场的外在要求,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职教系统有所选择地创造出市场急需的新专业和课程等系列新事件,从而不断引起职业教育阶段状态的本质变化。微观上,教育行政、师生等具体人,又通过主动选择培养“职业人”的素质结构,创生出满足社会新常态和个人需要的“具体职业人”。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与微观职教系统主体选择性的相互作用,需要以普职融通的职教过程变革方式,创生出新常态下富有创新精神的大批中高端职业人。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     

从“王抑庵入阁”之争看明人对阁臣标准认识的变化

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阁臣成分复杂,除解缙、三杨等人外,还有一些次级阁臣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内阁事宜,王直即是其中之一。王直入阁既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也没有奉明确的“入阁办事”诏谕,因此后世史家往往不将其视为阁臣。万历时人沈德符撰《王抑庵入阁》对此加以考辨。其实,明代内阁及阁臣的身份、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后世史家以身处时代之状况推及以前,所以对于特殊时期的一些事例,把握难免有失偏颇。     

理学与晚宋士风

晚宋时期,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地位。受理学影响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迂腐理学之士,二为虚伪理学之士,三为实用理学之士。相应地,理学对晚宋的士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理学既促成了晚宋奔竞之风、空谈之风、变节之风的形成,又促成了晚宋忠义之风的形成。从晚宋的历史实际来考察,理学对士风的影响,应该是不良士风占据主导地位。理学对晚宋士风的影响与作用要辩证地对待与分析。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松井石根的南京之行及其责任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两次到南京。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境中,对于这段史实,却有不同的表述。挥兵占领“敌国首都”南京时,松井洋洋自得,对已经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态度是“在所难免”,故作姿态而实际并未严明军纪。而当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究其作为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时,松井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反复声明自己已经尽责,企图与南京脱离干系,但在起诉方的质证下全面“失守”,渎职之责暴露无遗。松井的南京之行,需要面对“他者”的印证,兼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方证人的饭沼守的观察和陈述,生动地体现了场境转换的影响。对松井石根南京之行三个方面不同的描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丰富的历史之维,也体现了历史记述和书写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