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     

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

两汉宗族以九族为限,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强宗大姓是乡村社会的支配力量,他们把持乡里政治,影响州县行政,成为相对独立的集政治、经济、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宗族问题对两汉王朝而言,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也是导致东汉王朝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宗族文化

本文采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 ,分析了近现代社会以来国家强度进入农村社会的过程中 ,农村宗族文化的嬗变及其功能的消解 ;指出了国家调整农村政治关系的过程中 ,农村宗族文化与现代制度文明实现对接与融合的价值合理性     

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密切。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当清政府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其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能配合地方政府镇压、捉拿或搜捕起事者,这对秘密会党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在晚清,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宗族的凝聚功能减退,而各种非传统社会势力的乘机兴起和发展,则进一步分化了宗族组织,使得它在控制秘密会党时难有作为。     

清代客家盐商与宗族建设

清代,盐业经营有利可图,盐商通过经营盐业发家致富后,成为地方望族,并进而凭借自身的财力和地位等参与地方社会建设.本文试以清代粤赣客家盐商的典型材料为个案进行分析,集中展现盐商对地方宗族的建设情况,从而揭示清代盐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中国宗族的历史特点及其史料——《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序言

中国宗族组织经历大众化过程,宋代以降拥有广大成员,是民众性、宗法性、自治性的合法团体。它是家国一体专制主义的基础,又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基础。宗族具有依附于政权及为其成员谋利益的双重性,作为民间组织,反映成员诉求、关注成员生活,它的宗法性意识形态是一回事,生活实践本身是另一回事。选辑资料取材于清代形成的各种类型的记录清代宗族史的文献,也部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有关图籍。图书文献包括实录、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等各种类型,尤以族谱为主体。选辑汇录的宗族史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尽量保持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二是官方有关宗族的方针政策文献与民间宗族活动文献的结合;三是资料拥有量比较多,约有200万字。这是就宗族史研究而言,同时对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有特殊意义——为勾勒中国历史全貌提供丰富的不可缺少的素材,为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可能。它还能为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提供学术资料,意义不凡。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清代齐齐哈尔流人社会及其文化述略

清代中后期,齐齐哈尔成为流人发遣的重要聚集地,流人群体庞大、成分复杂,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潜在的流人社会,呈现出特殊的生存生活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流人文化。齐齐哈尔流人社会及流人文化对齐齐哈尔乃至整个黑龙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公报》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变迁

作为大众传媒的《大公报》,在晚清时期为开发民众智识作出了许多切实的努力和贡献,同时反映并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其中,它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对于阅报社的推广以及对于休闲娱乐等社会文化新变化的记录与宣扬,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或留下来一份丰富而有独特价值的历史纪录,值得深刻探讨和仔细研究。     

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清初北方地区的文化冲突与社会变迁

清初孙奇逢南下苏门,形成了声动朝野的夏峰学派,这在中原地区引发了广泛的思想冲突。然而,因为孙奇逢的治学特点及其人格魅力,这场思想冲突呈现出相对和谐的状态,门户之争也逐渐消弭,各派学者最终在夏峰思想的统摄下整合出一套包容宽和、笃实践履、暗然自修的治学路径。这一治学路径不仅支配着有清一代中原思想界,而且极大推动了宗族的发展,对中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人的学术兴趣与文化视野

清人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经史之学,通过张之洞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和英国17世纪的<哲学汇刊>的目录比较,可以看出清朝的学术兴趣过于集中于此.<书目答问>中超过80%的学术著作均为经、史、子等人文方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对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关注、投入远远不够.而17世纪英国学者的兴趣及研究重心已经从人文学科转向自然科学方面,并且各个学科的兴趣分布比较均衡.相比之下,清人的学术兴趣过于单一,因此造成了学术群体性的文化视野狭隘,而此时学者个人的博学和经学自身的学理都没有能突破这种群体性的狭隘视野.     

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史?这是10年前召开相关会议时大家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10年后的今天仍然提出并讨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说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中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说明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深入探讨     

清代曲阜戏剧作家之文化观照

孔子故里曲阜有着浓重的文化色彩。在清代依旧浓重的正统文化氛围中 ,曲阜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戏剧作家 ,他们大都拥有圣人血统 ,具有强烈的文化正统意识。他们为什么要从事被正统观念视为雕虫小技的戏曲创作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 ,曲阜剧作家作品的文化承载是相当厚重的 ,他们以俗文学的形式 ,表现了雅正的内容 ,在精神深处与经、史传统相通     

晚清文化政策之调整:从"崇儒重道"到"中体西用"

晚清文化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由单一的"崇儒重道"向杂陈的"中体西用"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但其始终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