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代圣贤立言”的启蒙者

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特征有一个在儒家经典阐释传统中逐步孕育而成的过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明清科举考试中八股文“四书”题阐释的依据,其以心理体验为特征的经典阐释理论和实践也为明清两代文人所继承,客观上为八股文这一阐释学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的经典阐释理论以“切己”为最高境界,故从中引申出来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命题自有其复杂性。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儒林外史》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一开始就借王冕之口批评明太祖“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的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其实王冕此时已经逝世,并没有说过这个话,而是作者虚构的。作者是个考中秀才后不愿继续应考的大家公子,他看不惯那些通过科举来追求功名富贵的“儒林”中人因而写了这部小说。他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肢解儒家经典语言,抽去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从而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败     

涵泳性灵：袁黄八股文批评之主体论

袁黄是晚明著名的八股文批评家,其《游艺塾文规》系统地论述了八股文创作与鉴赏问题。他认为,八股文虽然恪遵传注、代圣贤立言,非常讲究形式技巧,但是品质上佳的八股文也是发自性灵之作。要达到才情与规矩平衡、人力与天趣融合的境界,创作主体必须“治心”、“养气”。通过凝神静坐达到息心聚念、虚空澄澈之境,文章自然不炼而工。“治心”而后“养气”,文章方气脉贯通、雅正阔大,文以气胜。同时,“言为心声”与“文如其人”相反相成,文之“神”乃作者日常涵养之“气”所汇聚,由文之“神”可察人之“气”,从文章气脉格局也可以看出创作主体之心志气神。     

八股文的文学因素

用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来衡量 ,八股文具有特定的文学因素 :一是虚构色彩。作者借八股文立言的过程 ,也就是化其身为代言对象的过程。二是声韵特性。八股文是相对于律诗的“律文” ,是选择和运用特定的节奏周期模式、特定的套叠方式而形成的语音链系统。三是技巧趣味 ,即谋篇布局、经纬错综的技巧与手法。八股文文法、文诀的名称由抽象而趋形象 ,再经过文学的美化 ,进入小说、戏曲评点。八股文章法理论是历代“为文之法”的提炼、集中和定型     

胡适的实在观与方法论

胡适的实用主义实在观高扬主体性原则 ,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倡导实证原则 ,突破了“代圣贤立言”的框架 ,具有呼吁思想解放的意义。他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开启了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方向。     

论八股文的代言

代言是八股文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肖题。代言需要充分了解语境、人物身份和思想,加以想像、揣摩人物的语气口吻,所以代言也是一种对经书文本的再创造。不同作者的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代言在文体上的弊端是容易出现文章结构上的前后不一致,只须“顺口气”而不必作者论断的形式及对史实引用的僵化规定致使女子流于空疏不学。     

朱熹倡导的应试动机及其影响——科举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朱熹主张以经义取士,倡导文行一致的应试动机并身体力行。这种应试动机影响了南宋以降科举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顾炎武、吕留良等人均肯定作者潜心儒家义理境界、砥砺身心、应试时以所学接受挑选的八股文。今人不顾及他们对八股文的总体认识,列举其抨击庸滥八股文的言论作为他们全盘否定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的依据,不符合其原意。     

论八股文的不同品位——兼谈古代文化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态度

实事求是看,明清八股文存在着“境界八股文”与“功名八股文”的对立。在明清文人的八股文理论中,区别八股文的不同品位成为一个很突出的主题。衡量八股文的首要标准应该看其作者是否文行一致———文的理论与行的实践的统一。明清两代一些有识之士是“境界八股文”的倡导者,也是八股文道德境界的实践者。承认八股文不同品位的客观存在,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八股文的有效职能,了解八股取士制度能延续近五百年的根本原因,进而回答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存在如此长久的问题。     

跨文化视域下文学经典传播的可能路径——以“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行榜为例

当《红楼梦》高居“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行榜榜首,再一次证明了物质的富足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精神的浮躁和迷惘,但是一味抱怨或者漠视都不是解决经典传播困境的应有态度.我们这里借用“认知协商”和“文化转换”的理论术语,不完全等同于跨文化学者的原意,而是为了方便探讨异质文化——高雅(经典)文化和大众(快餐)文化彼此的自我救赎之路.按照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当众网友纷纷对“经典”吐槽,投射的恰恰是他们对经典文化不了解的紧张情绪,不过这却对重新认识经典提供了“认知协商”的可能空间;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转换”也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必然性策略选择.     

宫音串孔商律谱孟--论元代杂剧对八股文的影响

明清的科举文体八股文与元代的杂剧有着潜在的历史关系,具体表现在八股文的创体特征、八股文制定者对杂剧的喜好、两者在代言体与起承转合结构等方面的相似。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立言与教化——《诗经》诠释的人生意义分析

《诗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立言”和誓教化”是《诗经》诠释的重要价值。立言是人生对道德情感生活世界的接受，教化是对社会生活的创造和建构。对“立言”和“教化”的作用和价值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儒学复兴和社会政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文本出发

为更好的研究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拓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认识,选择从文本（包括经典文本作者）出发的角度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挖掘整理、概括总结：分析句读、字词训诂、篇章结构、文献典籍、文本作者（圣贤原意）。从文本角度分析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鲁迅关于文风问题的语录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礼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段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 反对八股是极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确证——从《祝福》看叙述者"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鲁迅小说《祝福》中,叙述者“我”的隐、显的过程就是“我”的文化身份的失去、寻找和确证的过程。叙述者“我”因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而焦虑,替下层劳动人民代言立言而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对在文化转型中彷徨和苦闷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抉择和确立具有启示作用。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论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形象的塑造

姚剧《王阳明》塑造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王阳明一生为社稷和黎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并将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致良知”的人生境界中.姚剧《王阳明》全面地展示了主人公坎坷和美好的一生,性格鲜明,气势恢弘,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完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焦循文学视野中的明代八股文

焦循推举八股文为有明"一代之所胜",是因为作为文体,八股文前代未有,明代始盛,而明代八股文具备源于内容因素的价值支撑,存在不溺于科举爵禄之见,根柢经术,以行为本,厚积薄发的实学八股文;八股文具有作为文体形式的综合性,作为文学样式的延续性,作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作为文章体裁的趣味性。由于焦循遴选有明"一代之所胜"的标准存在缺失,这一总体判断与明清以来的公众舆论产生了错位,但焦循将八股文置于中国古代文体史与文学史的广阔视野中进行考察,引出了不少别出心裁而且很有意义的结论,体现了他对八股文复杂认真的理论思考。     

不唯书，不唯上

书是人写出来的，即使“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吧，但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并未能制止当时群雄割据、天下大乱的局势。至于圣贤之外的人著书立说，纵有独到见解，也难免有片面性，后人读起来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未必符合作者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