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后现代的道德回归——齐格蒙特•鲍曼的伦理思想述评

伦理和道德问题是鲍曼的重要议题。现代,道德是伦理的产物,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后现代,伦理呼唤道德冲动,伦理危机为道德复兴提供了机会和新的挑战。鲍曼依据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企图从现代伦理的内部去解构其机制,但又发现“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之现实困难,生发道德感的替代机制还需继续寻找。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论郭嵩焘“人心风俗”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郭嵩焘针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社会道德沦丧，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社会道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近代色彩和实践色彩。尽管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并不是真正的近代思想。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李白的骄傲：“五花马、千金裘”

李白一生中曾有过短暂的侍君生活，在待诏翰林时，他凭着自己那支生花妙笔而深得唐玄宗的恩宠，不仅被允许骑上飞龙厩里的“天马，还得到玄宗所赐的“御衣”，即他自己所说的“千金裘”或者“紫绮裘”，后人所指的“宫锦袍”。“骑马穿裘”便成为李白后半生念念不忘的骄傲；尤其是李白所得到的“御衣”，成为后人歌咏他时的标志物。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纳妾问题看天主教在晚明的传播与接受

纳妾问题是晚明在华天主教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耶稣会传教士在对中国传统蓄妾习俗的批判中，多立足于天主教教规和西方家庭伦理，从制度失当和社会危害等外在层面进行论证。而中国士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的过程中，则多立足于儒家道德规范，把遵持一夫一妻制视为守贞的修练方法，将之吸收内化为宋明工夫论的一项道德实践；他们以“内圣外王”为出发点，以改造晚明道德失范的奢靡风尚为目的，希望能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机。本文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入手，分析晚明天主教本土化的特殊历程，探讨中西文化间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略论王学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展到明中叶出现了反映当时市民社会道德要求的新的因素,这些因素从传统伦理道德中引发出所谓叛逆的学说,从而导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这一发展倾向,是从中兴理学的王守仁开始,至其后学泰州学派而发展到极端。王学导致了传统道德的失范、伦理思想对生活的贴近以及对工商市民道德要求的认同。     

论曾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曾子是孔子之后主张道德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仁"、"礼"、"孝"等方面继承、发扬了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并身体力行,堪称世人表率。今日在高唱时代主旋律的同时,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曾子道德教育思想,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将会有利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养成。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的集大成作用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起着集大成作用。他的集大成作用主要表现在：论证了理学教育的理论基础;继承孟子以明人伦为主旨的教育目的论;构建“三纲五常”为“天理”的德育论;提出了格物穷理以致知的教学论思想;遍注群经,辑合并注解《四书》和北宋理学家著作,深刻影响我国南宋以后封建社会后期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     

杨慎的编辑思想及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的地位

杨慎乃蜀中奇才,其学问之博,著作之富,在明代堪称第一。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图书编撰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编撰了大量图书,充分反映了他的编辑思想。他倡导并践行实事求是,重文献、重证据之学风,对明代理学的空疏提出严厉批评;他编选图书,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和品评标准;在图书的编撰结构上,既重视理论探讨,又重视考订辨析;在图书的编撰体制上,既重继承,又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清末民初蔡元培对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传播

清末民初,蔡元培在投身新式教育、从事革命活动以及留学德国期间,积极译介和传播进化论伦理观、互助论伦理观、包尔生的调和论伦理学、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等西方道德哲学。他用西方的价值观与科学方法发掘和探索中国古代伦理学遗产,取得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他在儒家伦理价值基础上,融合西方价值观和伦理学说,建构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体系,并把道德教育改革从思想理论层面推向了制度和实践层面。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情理矛盾及其社会成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凸显了明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现实,存在着情与理的矛盾与抗衡,主要体现在爱情婚姻、新型的义利观以及人们金钱观念的转变上。儒学价值观、程朱理学、王学左派思潮及市民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商品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是矛盾和抗衡产生的重要社会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