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日本婚姻家庭制度变化及其现代影响

二战前日本实行的婚姻家族制度建立在以《明治民法》为基础的传统"家"制度上,提倡家长权、家督继承制和男尊女卑,维护和肯定封建家族制度;二战后,经过民主化改革,以夫妇关系为本位的新型婚姻家庭制度得以建立,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并不能替代伦理上的认同,离婚率居高不下、单亲妈妈家庭增多、数年离婚热潮等现代日本婚姻家庭中的若干问题仍困扰着日本社会。     

论我国宪法实施的全方位保障

制定一部好宪法固然意义重大,但将一部好宪法真正付诸实施则更加重要。我国1982年新宪法颁布施行七年来,有关如何保障宪法的贯彻实施,一直是法学界极为关注并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就我国宪法实施的全方位保障问题,略陈粗浅看法。 一、全方位保障的含义和根据 全方位保障的提法或概念,是针对传统宪法保障理论的专门含义而言的。众所周知,传统理论中宪法保障的确切含义,一般是指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制度,它的内容主要是:(1)明文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以确立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2)规定修改宪法的严格程序,以维护宪法…     

论日本财政预决算审议中的代议民主

立宪政体是指在宪法上设计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制度,并依据宪法施行国事的政治体制,代议民主、财政预算是立宪政体的两项重要内容.历经120年发展,日本立宪体制由明治宪法上君主主权转变战后宪法的国民主权,国会及其预算职能随之发生改变,地位日益凸显,代议民主已经成为日本财政预决算审议的重要特色.我国应借鉴日本法的经验,以<预算法>修改为契机,深化预算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宪政国家建设.     

论宪法与民法在人权保障中的作用

宪法是规定国家为履行其职责而进行活动时所应遵守的"法律程序"的法律,宪法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国家.因此,宪法所规定的人权是针对国家提出其尊重义务的权利.保障私人间的"自然权"被尊重的职责即保障私人间关系以"个人尊严"为基础而被规范的职责是国家的职责.为了实现该职责,国家依据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程序"制定、执行必要的法律,并对纷争予以裁定.民法是私法中的核心法.民法所规范的.是原理上处于平等立场的私人间的关系,其与以公权力的行使为核心、表现为不平等关系的宪法关系相比较,在个人尊严的表现方式上是不同的.     

孟加拉国历次宪法修改及其意义

1971年12月孟加拉国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旧的宪法体制的终结。为了使新国家尽快走上宪政民主的轨道,政府领导人立即着手制定新宪法,由1970年12月选举中当选的国民议会和东巴省议会议员组成制宪议会承担这项工作。1972年4月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和议会事务部长卡迈勒·侯赛因任主席。经过半年的努力,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0月将宪法草案提交制宪议会审议。制宪议会于11月4日通过了孟加拉国宪法,并宣布新宪法于12月16日正式生效。     

日本的企业规章

企业规章的作用是与各个国家现行的劳资关系体系紧密相连的。一般说来,在集体谈判较为发达的国家,它的作用是微弱的,而在集体谈判制度尚处雏形的国家,它的作用则非常重大。本文从日本有关企业规章方面的法律条款着眼,探讨其法律效力方面的主要理论,进而考察其主要内容。194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通过的日本新宪法,保障了工人集体结社,谈判,行动的权利,规定了工资、工时、休息和其他工作条件都要由法律限定。为了遵循这些规定,新的劳动法,诸如1947年     

论吉田茂的历史地位

吉田茂既是日本战前政治向战后政治过渡转变的桥梁,也是战后政治同战前政治联系传承的纽带,他是战后历史时期内,现代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日本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的奠基人。 吉田茂生于1878(明治11)年9月22日,死于1967(昭和42)年10月22日。他的生父竹内纲是土佐自由党人。吉田诞生前即已指腹过继给吉田健三,生后即由吉田健三抚养。吉田健三早年曾去英国游历,通英语,归     

苏联新宪法颁布以来的立法工作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九届第七次特别会议于1977年10月7日正式通过新宪法,广泛宣传这个新宪法“不仅固定了苏联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还规定了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原则,宣布了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目标和原则、国内外政策原则、民族国家结构原则、公民法律地位原则。宪法宣布的这些原则是苏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当规定法例规则

民法典总则编规定法律适用规则,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创设的立法例,200多年来被绝大多数国家所借鉴,成为大多数民法典的立法通例。20世纪初叶,我国清末西法东渐,变律为法,制定《大清民律草案》时,依照我国古代立法习惯,创设了法例制度,用以概括民法适用规则,并被民国民法所确立。1949年之后,我国的民法草案及《民法通则》都没有规定法例规则,民法适用方法欠缺,导致民事司法不统一。制定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应当坚持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例制度,明确民法的一般适用方法,对于统一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将会起到重大作用。     

论民法的渊源——以《民法总则》第十条为中心

《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了我国民法的正式渊源有法律和习惯,这里的"法律"应系广义上的制定法而言,"习惯"则指习惯法。除了这两大正式法源,我国民法渊源的类型还应包括国际条约、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民法总则》第十条法源制度规定的亮点是明确了习惯的地位,取消了国家政策,其不足之处在于未将法理纳入其中,使得我国民法法源制度具有封闭性。在民法渊源具体内容的适用方面,法律规则应优先适用;无法律规则,应依习惯;无习惯,则依法律原则。     

现代印度教种姓关系的变化

近代以来,印度教原有的种姓制度和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政府制定的新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进一步加速了种姓关系的转变。种姓制度和种姓关系的这种变化,正是传统印度教走向现代印度教的重要标志。     

团体自治的虚像与实像——日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浅析

团体自治的虚像与实像——日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浅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韩铁英地方自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统治原理之一。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发端于明治初期，二战后日本政府又将其正式列入宪法，并且制定了《地方自治法》等一系列专门法律，从而使这一制度...     

日本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

日本作为东方国家 ,具有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 ,“家”制度在日本起主导作用 ,家庭是老年人援助系统的核心。日本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和援助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来保障的 ,战后的相关法律也鼓励人们进行家庭养老。但是随着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的进展 ,日本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转变     

象征天皇制与“象征”一语的由来——读中村政则新著《通向象征天皇制的道路》

战后《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只能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从事宪法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这种天皇没有任何实权、仅具象征意义的天皇制,史家一般称之为“象征天皇制”,以区别于战前那种天皇拥有极大权力的专制主义的近代天皇制。     

近代以来立宪政治在日本的命运——多数主义向工具主义的坠落

宪政思想在明治维新前后传入日本,历经20余年的犹豫徘徊之后,产生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及由其所规定的日本式"立宪"。战后《日本国宪法》将主权天皇制改变为象征天皇制,但战前政治的操作手法仍旧沿袭至今。立宪政体中常见的多数争夺,在日本政治中被改变成为由某一势力集团专属的多数控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宪政原则,由此而失却表决的最终结果未形成之前的不确定魅力,控制多数即意味着表决程序不过是完成了在形式上赋予事前决定以合法性。控制多数的政治势力必成为国家的行政主体,国策的制定及执行完全被纳入其意志范畴之内。多数主义向工具主义坠落的巨大惯性,可能将日本送往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目的地。     

论《日本国宪法》

1986年11月3日,是《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40周年。这部规定战后日本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法标志着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改变。回顾这部宪法制订的背景和过程,对这部宪法给予事实求是的评价,对于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根据日本宪法第二条及皇室典范第四条规定,裕仁的长子明仁皇太子于同一天正式即位,成为日本历史上第125代天皇。 裕仁天皇是日本历代天皇中在世最长(87岁)、在位最久(62年)的一位天皇。裕仁天皇在位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及战后不同的历史阶段,日本天皇制也发生了从具有     

战前日本政治结构变迁中的文官官僚

本文通过对战前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结构的变迁为线索,试图探讨战前日本文官制度下,日本官僚在政府决策、法律制定中的地位变化,进而揭示战前日本文官在战前日本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决策中所起的作用。     

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苏联高等院校举行法学会议

据苏联《苏维埃国家与法》1980年第6期报道,1979年9月在苏联萨拉托夫法学院举行高校际法学会议。讨论的题目是《从苏联新宪法来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地位》。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其他城市的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五个报告。其中有:B.鲍里索夫的《苏联宪法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