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秦汉时制刍议

所谓“时制”,是指把一昼夜划分为若干个时段之制。时制的建立和演进,与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是文明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根据秦汉简牍的记时材料,联系有关文献记载,探讨秦汉时期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时段、十六时段和十八时段的几种时制及其相关问题。     

秦汉"小儿医"略议

为了探讨秦汉时期“小儿医”方面的医学成就,通过文献梳理、解析的方法,研究认为:《汉书.艺文志》“经方十一家”著录《妇人婴儿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可见针对“婴儿索痉”、“婴儿病间(痫)”、“婴儿瘛(瘈)”的病方;张仲景著《金匮要略方论》有《小儿疳虫蚀齿方》、《救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名医淳于意的事迹,涉及二十多个病例,其中有医治“婴儿小子病”的记录;华佗医治的病例中,也有儿科疾病。看来,有学者以为“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幼科或儿科,初萌唐宋”的意见,可以有所修正。     

秦汉农村集市及郡县市场

秦汉社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交通的长足进步,商品市场较先秦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农村及郡县城市等多层次市场.常见的农村市场有里市、亭市和乡市等,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通过在农村市场的交换获得了自己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商品,从而使他们的再生产条件得到一定补偿,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改善.在一个郡县范围内以郡县城市市场为中心,形成了第二层次的郡县地方市场,在这个层次的市场里有比农村市场丰富得多的手工业和农业商品,农民和手工业者等通过在这个市场的交换,充分获得了自己再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从而促进了一个郡县范围内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从《史记&#183;货殖列传》看秦汉之际的商品经济及其特色

本文通过《史记·货殖列传》的分析 ,认为秦汉之际中国已经崛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 ,开始了人类第三次分工 ;中国的商人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西欧商人阶级不同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包孕在封建经济的构架中发展 ,这又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特色。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与阐发 ,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     

秦汉简牍"质日"考

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将敦煌汉简中的历表类简文称之为"历谱"的说法并不准确.根据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可知,这类历表类简应称作"历日"、"质日"或"(币見)日".从悬泉汉简记载可知,"历日"一词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指朝廷颁行全国的历日正朔."历日"在秦汉简牍中又自题篇名作"质日"或"(币見)日",二者与先秦典籍中的"致...     

关于秦汉"啬夫"两个问题的探讨

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资料中,"啬夫"两个字频频出现.通过对简牍中"县啬夫"职能的分析,发现其主要负责赋税、粮食生产、工官制造、土木建设、徭役征发等方面的工作,而"县令"作为一县的行政长官历来久远,有官吏任免、军事方面的责任,"县凿夫"却没有相关的责任.因此,可以认为"县啬夫"不是县令,而是职位比县令低的一县大小事务的总管;另外<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载的"有秩啬夫"是一乡官,不应分开为"有秩"、"啬夫".     

谈商品广告口号的英汉翻译

本文提出广告口号英汉翻译应注意的问题,通过对大量的广告口号英汉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从中探求可供广告口号英汉翻译参考、借鉴的方法。     

浅论商品广告的定位策略

一则广告能否取得成功 ,其关键在于它的定位是否准确。定位准确 ,可使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从而使消费者树立起购买该商品的稳固印象 ;定位不准 ,则难以引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 ,购买行为也就不会产生。正因为如此 ,本文就这一问题着重阐述了广告定位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 0 1年 ,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者们 ,将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 ,呈现出一种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同时 ,新世纪伊始 ,学者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研究作了重要讨论和深刻思考。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成熟于春秋战国之际,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儒家思想由于缺乏现实功用性,故未能获得官方政治哲学的地位。秦的统一,成为儒家思想历史地位陡然上升的历史机遇,儒家思想成为秦王朝官方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此后几经变迁,至汉武帝时最终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秦汉时期南阳的商业气息

秦汉时期,各主要城市精心规划,原本服务于军事和政治目的的城市,也大多在此时增添了工商业性质。南阳随着陆路与水路设施的修筑,交通通达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其地位已名列于长安和洛阳之后,跻身成为第三大商业都会。商贾大族的聚群而居促进了南阳城市商业发展。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南阳保持住数百年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     

秦汉县丞尉设置考

秦汉时期,县丞一般只设一人,但两汉京县为特制,有丞2-3人。县丞在秦及西汉有较强的私臣特性残留,故常称为“令丞”;到东汉,其公官的性质才开始凸显。县尉的设置,除京县外,有两尉、一尉和不设尉三种情形。在秦和西汉时期,有两尉编制的县一般都实设两尉。但东汉即使有二尉编制的县,也往往只实除1人。这种县尉设置的相对随意,是后代县尉权力下降、甚至废置的张本。从行政运作来看,尽管在秦时有县尉不关白县丞而自行署吏的情况,但秦汉时期的大部分情况下,县丞较县尉有着稍大的行政权力。     

秦汉律的罚金刑

秦律的赀罚与二年律令的罚金虽然名称完全不同,但两者具有继承关系。秦律的赀二甲是对盗窃额未满110钱-22钱的处罚,赀一盾是对未满22钱-1钱的处罚。秦律的这些内容由二年律令继承。赀罚原来分为赀一盾、赀二盾、赀一甲、赀二甲等四个等级,后来赀二盾逐渐消失,形成赀一盾、赀一甲、赀二甲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的比例为1:2:4,与二年律令的罚金一两、二两、四两的比例关系相一致。赀一盾的罚额为672钱,与罚金一两的价额625钱相差不大。赀一盾的价额672钱与秦律规定的日均劳动价额8钱有关,以一日劳役为八钱计算,672钱相当于服役84天的价额。汉代的罚金制度与赎刑重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直至晋律,才将汉代的罚金精简为五个等级。     

论秦汉时期对云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先秦时期 ,现在的云南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 ,是我国较为落后的地区。但是 ,经过秦汉时期的开发 ,社会经济较以前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本文主要探讨秦汉时期对云南地区经济开发的一些措施以及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在目前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势下 ,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秦汉罪犯押解制度

秦汉政府对犯人的护送依据距离远近可分为短途押解和长途押解。短途押解的对象主要是刚被捕后送往附近狱所的罪犯,由专职的吏卒或自行缉拿犯人的百姓押送,施以绳索束缚。长途押解的对象为尚未终审判决之"囚"与服劳役之"徒",前者送往郡国治所或京师的法庭,后者押送服刑地点,皆以桎梏或锁链束缚。押解人员须凭借证明文书过往关津,住宿传舍、亭舍,有全程护送和更替押解的区别,国家并设有行程规定。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