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益得失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分析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中,如何扬长避短,对城市化涉及的核心群体——农民权益的“得”与“失”是不容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城市化中,农民总体上属于弱势群体,如果政府及相关部门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其“失”甚至可能更重于“得”。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特点、强势群体的掠夺以及政府利益介入、农民自身的缺失等都有可能成为农民权益“失”的原因。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与农民受益的一致性,并通过立法规范土地利益的分配制度,进而提高农村的聚集效应、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等是城市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农村征地制度改革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被征用的土地将越来越多,而我国目前征地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法律规定不完备,征地规模过大,侵害失地农民权益等等。改革征地制度、保护耕地、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已经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城市化进程中"失土农民"利益保护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台州市椒江城郊农村的调查和个案分析 ,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土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作了专题研讨 ,对相关问题作了分析 ,并提出了以下三条对策 :(一 )规范政府行为 ;(二 )提高土地补偿标准 ,合理确定土地征用价格 ;(三 )坚持社保优先原则 ,管好用好土地补偿费。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建设对土地的需求愈演愈烈,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或征收,土地征收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亟待解决。文章在深入分析农民土地权益受损成因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着力构建失地农民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论农民的城市化角色——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城市化实践调查

政府主导型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被给予、被迫适应的城市化角色,虽然也能够承担并逐渐完成城市化的历史任务,但是,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而且,效率低下;主体性、主动性的缺失,也难以保证农民自身发生革命性嬗变。肯定并培育农民的主体性,赋予农民主动权,既可以让政府减负,又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对农民来说,城市化角色的恰当定位,不仅关系到他们当下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其将来的经济社会地位和个人福祉,同时,也与我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九星村城市化发展实践的启示在于,农民能够通过实现主体性、发挥主动性,通过求实创新,消弭各种障碍性因素,实现所在村域城市化目标,推动城乡一体化顺利推进、健康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失土农民就业的障碍及对策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失土农民未必能在城市化进程中找到满意和合适的工作岗位,如何解决失土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从而使其真正融合到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已成为关系整个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中之重,也是当前进一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和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造成城市急速扩张、农民被迫上楼、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等。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充分尊重和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应该实现从追求政绩至上到以人为本理念的转变,充分依靠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形成强大合力。     

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化及战略

中国城市化进程自1996年后进入了加速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将会有4个亿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经典发展经济学倡导的两种城市化战略选择不足以解决中国4亿乡村人口的转移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战略选择空间不能局限于“大城市战略”与“小城镇战略”上,从城市带及城市带内部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确立城市化战略可以有效地满足中国城市化加速时期的经济发展要求。     

农民劳动就业权益的缺失及保障

农民劳动就业权益,指农民在劳动就业方面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目前农民劳动就业权益的缺失已成为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有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机制方面的;有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有政府行为和农民自身方面的。为保障农民劳动就业的权益,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论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与保护

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获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城乡教育费用的负担不平等及国家义务履行不到位三个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缺失的主要原因。应该借鉴外法域的成功经验,关注中国农民群体的权利保护,在政策和法律上赋予农民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农民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实现全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刑罚失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犯罪数量也急剧增长,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是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犯罪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国在运用刑罚手段来控制犯罪时却存在刑罚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刑罚结构性失衡加剧了社会中既有的分配不公,制约了刑罚功能有效实现,对解决城市化背景下的犯罪问题产生了阻力。     

从人口城市化到农民市民化的演变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到农民市民化是时代发展的理论诉求。除了人口城市化含义与测度指标的局限外,从时代发展、政策诉求还有现实理论来看,都有必要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研究。通过探讨农民市民化的内涵与外延,归纳了人口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农民市民化是人口城市化、人口社会化和人口现代化的统一,是对人口城市化的理论发展。     

农民公民权利缺失对中国城市化的制约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科学发展的路径选择,但是我国由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明显不同,传统的新古典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主要关心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忽略制度和公民权利因素,因此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也无法诠释中国的经济转轨现象.中国公民权利的二元性制约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利的二元性造成了城乡分离制度的累计效应;教育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和土地财产权利限制了农民选择的能力;迁移自由权利限制了农民选择的空间.我国现在进入城市化和现代化关键发展时期,要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必须破除二元公民权利制度障碍,实现制度一体化.     

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己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城市化潮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量,他们研究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全球背景、全球数量和质量发展前景及其对全球经济、生态、社会发展意义,集中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作用、土地制度、城市移民等几个方面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西方学界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有富于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优点,但西方视角解决中国问题缺乏解释性和指导性,西方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整体上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学界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化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化理论体系。     

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审视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成为广泛而复杂的全球转型过程,具有内在动力机制和演变共性.国情差异决定城市化模式多样性.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可从纵向和横向演变分析,主要表现在农村工业化推进、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方面.其进程可划分为改革开放前起步、大起大落和停滞阶段;改革开放后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同步,即城市化恢复、平稳和加速发展阶段.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目前我国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较长时期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城市化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平衡.     

社会公平视角下的社区权益问题研究

实现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和保障,也是建设和谐社区的本质要求。社区权益是社区工作的具体化,了解社区权益的构成及冲突有利于和谐社区建设。但是,当前中国社区权益工作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迫切需要加以解决。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剖析社区权益冲突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措施。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工权益保护机制的模式构建

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关系着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也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的权益受到多方面的侵害,也有多方面的力量在努力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状况,但是目前农民工权益保护在机制上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限制着其功能的发挥,这就需要创新一种机制。社会工作重视人的不同需要,重视系统地整合资源,在这一视角下,保护农民工权益,首先应建立起一种整合的机制以解决农民工群体的现实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民工的需求。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各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兼谈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启示

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脉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即不断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仅体现在反垄断立法的总则中,而且在反垄断行为的认定中,损害消费者利益也是重要的构成要件.反垄断法始终贯穿着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中国反垄断法的适用和实施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中国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城市化背景下日本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

解决城市住房问题,是现代化的重要挑战。对城市化背景下日本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演进的考察表明,日本早期城市化阶段属于“住房卫生政策时代”,城市住房问题开始发韧,卫生问题尤其严重;中期城市化阶段属于“住房公共政策时代”,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取得较大进步,住房问题总体维持、但又有所改善;晚期城市化阶段属于“住房社会政策时代”,由于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日本最终基本上解决了城市住房问题,虽然迄今它也面临与其政策模式相关的一些不足。日本个案表明,城市化既带来城市住房问题又推动其解决,并且住房政策干预形成了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嵌入,因而同时支持了“趋同论”和“求异论”观点。日本经验对当前中国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演变

二元经济理论强调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是二元结构转化的核心机制,城市化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向非农产业趋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绝对数的提高,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落差未显著缩减。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解因素——土地-劳动比率、土地生产率、产值转化率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城乡户籍、土地、金融、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导致城市化并未持续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状态。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新时代,我国需要实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趋同,为此可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和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功能提出相应的政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