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协议争议的条约管辖与合同管辖：冲突、典型案例及解决

传统理论认为特许合同的争议应由当事人指定的管辖机构,主要是东道国法院管辖。然而基于投资条约建立的国际仲裁庭也可因为投资仲裁的无默契性特点,合同请求与条约请求的划分以及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主张对特许合同争议的管辖,由此引起特许协议争议的合同管辖与条约管辖之间积极的管辖冲突。在条约中限制仲裁庭的管辖权,要求投资者放弃替代管辖权以及适用司法礼让的原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种冲突。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达尔富尔: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补充性原则的冲突与权衡

从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介入,可以看出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补充性条款”之间的冲突及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有所缩小,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原则在不少领域的实施都有限制,但在“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没有动摇之前,也就是在当代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法主体的国际体系没有改变之前,“不干涉内政原则”仍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而“补充性原则”所赋予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有所限制,并尽量避免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冲突,以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利于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自身权威性的建立与发展,使该院能有效地惩治犯有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严重罪行的个人和团体。     

论涉及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从“一国两制”的原则出发,全面探讨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发生冲突的渊源及其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作者认为：在坚持“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则的条件下,中港两地可以分别通过立法,制定统一适用两地的民商事管辖权的法律,两地司法机关的司法协助,个案协调,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等方法,减少和消除两地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冲突。作者特别强调：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两地立法和司法机构应有充分理由对长期阻碍两地民商事案件公正、及时管辖的“一事两诉”制度作出排除和限制的规定。     

海盗罪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

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现代海盗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海盗的特点,并对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犯罪的过程中,尽管有关国际法对海盗犯罪的管辖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依然存在。严重桎梏了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因此要在不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前提下解决管辖权冲突,一方面应该确立管辖权顺位;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个由安理会主导的打击海盗的专门机制;同时,将海盗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也是解决海盗管辖权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     

欧盟刑事诉讼移管问题研究

诉讼移管制度是刑事案件管辖权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制度。文章以欧盟为主要研究对象,放眼世界,从刑事诉讼移管制度的内容发展,刑事诉讼移管与禁止双重追溯原则,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方案,判决执行的移管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探讨了欧盟刑事诉讼移管对我国刑事司法合作存在的借鉴意义。     

国际竞争法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处理管辖权冲突的传统方法、效果理论及管辖权的合理规制、调整竞争法的各种尝试等国际竞争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提出竞争规制的国际协调是解决各国竞争法冲突问题的理想方法和途径。     

南海仲裁案视角下的国际司法:扩张性、局限性及中国参与

南海仲裁案是检视国际司法当代发展和现实效果的一个典型素材。国际司法机构、实践的增加以及国际司法程序的强制适用是国际司法当代扩张的表现,体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由"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转变。但司法依据的不完备、司法机制的西方倾向以及司法过程的政治干预使得国际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尚未全面树立。我国既要认可国际司法相对于传统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势及其背后的制度性权力价值,也要注意到现有国际司法机制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国当前区分参与国际司法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应在渐进思路下,通过参与国际司法的改革进程以及推进"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构建,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能力。     

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困境与归责路径探究

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数量大幅增长。跨国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特殊的国际法地位,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独具特点。虽然在针对跨国公司的气候变化诉讼中,以人权作为诉讼权利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权法对健康环境权解释的局限性、诉讼可受理性争议、国际人权义务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跨国公司责任范围认定难、域外管辖权冲突、气候损害因果关系复杂等因素,导致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面临诸多困境。完善针对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实体法规则,有助于明确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推动法院追究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积极性以及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创新,有助于完善追溯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司法路径。     

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国际私法保护制度研究——以国际民事管辖权为视角

公民网络隐私权是传统隐私权在网络传播领域内的延伸,网络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案件具有空间上的随意性。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跨国界流通,各主权国家的重视,表明在国际私法层面来研究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必要性,特别是以国际民事管辖权这样一个新的视角,以期提供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对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一般原则和管辖权理论作了探析,随之进行管辖权的分类,在比较国际私法上考察,提出了对中国有益的启示问题。     

论航空器降落地国管辖权——以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为视角

航空器降落地国管辖权作为国际民用航空安保公约管辖权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日益受到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的广泛关注。2014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确立了降落地国管辖权,对于防范和治理机上的不法行为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学界对其自身性质的认定及其与航空器登记国属地管辖权理论是否冲突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增设降落地国管辖权利大于弊,我国航空法律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双管齐下,通过转化适用罪行和明确移交主体等方式,保证新公约的降落地国管辖权制度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科学衔接、系统协调,切实加大对跨国机上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确保航空运输安全运行。     

浅议涉外商事纠纷司法管辖权的扩充与限制

涉外商事诉讼中的司法管辖是保障涉外商事案件当事人正当利益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减少国家之间管辖冲突,促进国际协作的重要手段。对我国在国际贷款和担保合同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不当管辖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阐释了相应的案例,介绍了不方便法院原则,期望在遵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国法院对管辖权主动进行适当限制,避免不当管辖对诉讼当事人造成的实质不公正,以保证诉讼当事人合理合法的利益得以实现。     

Jurisdiction的政治含义——基于西方中世纪政治史的考察

Jurisdiction不仅仅指司法权和管辖权,它首先指一般性的政治权力.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存在方式.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不仅作为内部管理机制的管辖权逐步体系化,形成了等级化的司法体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作为外部权力界限的管辖权也逐步明确,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王国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政治法律格局.Jurisdiction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     

南沙岛礁领土争议法律方法不适用性之实证研究

解决南海存在的南沙岛礁领土归属争议,利用和平方法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本文分析了利用和平方法(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处理南沙岛礁领土争议问题的基础和障碍,阐述了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制度,特别指出了遵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重要性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得出南沙岛礁领土争议问题无法利用法律方法解决的结论。最后,本文提出完善我国海洋问题政策与法制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     

美国专利诉讼中的“超地域性”研究

美国法院通过对美国专利法条文的灵活解读,突破了专利权的地域性,使得在美国境外发生的特定行为构成侵犯美国的专利权.此外,根据补充管辖权原则和异籍管辖权原则,美国联邦法院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受理侵犯外国专利权的诉讼.美国法院在专利诉讼中发展出的这种“超地域性”,是美国实用主义法哲学观和学术研究共同推动的结果.本文认为,通过单个国家的司法实践突破专利法的地域性是有局限性的,应寄希望于在专利合作保护方面进行国际立法.     

论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法律控制

国际社会曾经默认战争权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但近代以来,随着战争危害性的逐渐升级和人权意识的日益提高,国际社会开始了从限制战争权到禁止、废弃战争权的立法进程,直至将侵略战争犯罪化。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世界范围内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权正式确立起来。然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没有具体规定侵略罪的构成要件,也没有对侵略罪的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及其惩治下定论。有些国家担心"侵略罪"和"战争罪"的设置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等问题会触及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因而至今对于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持回避与消极态度。但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在共同的基本原理和价值观念上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国家必将成为和平社会的主宰。     

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分析

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法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其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毋庸质疑,但它的运作,难以避免地受制于国际政治现实。它主要面临霸权、主权和联合国安理会三方面的政治制约。它与霸权的冲突,凸显了其在促进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与新的世界秩序建立方面的价值;它与主权的冲突本质上是由各国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决定的,目前只能寻求两者间的微妙平衡;由于联合国安理会本身就是在国际正义力量与霸权、强权博弈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折射到国际刑事法院。基于正义性、迫切性和可行性的考虑,中国应该采取务实态度,适时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反外国制裁的司法维度展开

域外经验表明，通过处理涉制裁民事纠纷，法院不仅可以为受制裁影响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法院地国反制裁法律的实施效果。现阶段，人民法院在我国反外国制裁体系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面临法律制度与规则供给不足、司法理念相对保守及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反外国制裁的司法维度短板日益凸显。鉴于此，须明确和加强人民法院在我国反外国制裁体系中的功能和定位，促进人民法院积极发挥涉外司法权能，在涉制裁民事纠纷中妥善解决外国制裁的定性、管辖权，外国制裁法的域外效力及相关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等事项，不断完善裁判制度和规则，形成与立法和执法相互支撑的反制裁法治格局，从而确保我国反外国制裁体系有效运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不应诉”问题

争端当事国在国际诉讼中采取"不应诉"策略并非"离经叛道"之举,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国际法院化解"不应诉"危机的经验表明,争端当事国并无应诉的法律义务,且并不必然导致不利判决。国际法院仍应恪守当事方程序平等原则,在确定存在管辖权的前提下,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中国和俄罗斯近期选择不应诉"南海仲裁案"和"北极日出号案"的事例表明,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与例外规定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不应诉"现象。在"不应诉"的尴尬情境下,国际仲裁庭的正当性、独立性、公正性和实效性面临考验。为避免"不应诉"危机的加深,国际仲裁庭宜采取"司法自限"这一路径,在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和实体问题方面作出更为谨慎的裁决。     

晚清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启示

晚清司法改革是在顶备立宪的大背景中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其间面临着立宪指导思想与司法独立理念的冲突、司法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权力争夺、合格人才和合理经费的严重缺乏等诸多困难.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有,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要注意对传统法文化观念的扬弃,要协调好改革中机构之间的关系,完善司法改革自身相关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