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仁学的意义--《论语》文本的符号学-解释学读解法

解释学和符号学是研究比较哲学和比较伦理学的有效工具.符号学可以帮助人们区分和澄清含混对象,特别是历史现象."儒学"被认为是一种综合性历史现象,"孔学"或"仁学"则是一种单纯的伦理学思想,二者应从若干方面加以区分,使作为孔子思想代表的《论语》所包含的普世伦理学价值得到清晰的理解.     

中西符号学对话的意义和前景

中西符号学对话不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符号学研究 ,而且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一般人文科学研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符号学的身份问题、人文学术、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中国符号学、中国符号学和西方符号学的交流 5个方面阐释了上述观点     

谈英汉基本颜色词的文化伴随意义

本文根据英汉颜色词差异程度的不同 ,将基本颜色词分为三大类 :文化伴随意义大同小异 ,文化伴随意义小同大异 ,文化伴随意义完全不同 ,并从功能、起源和使用场合的角度对英汉基本颜色的词的语义和语用含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对比分析     

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究

法国是当今世界符号学研究的三大王国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真正形成过符号学运动的国家.这里符号学人才济济,克里斯蒂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所倡导的互文性思想和解析符号学理论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互文性指符号系统的一种互换关系,它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等学科的影响,表现形式多样,集中体现了引文性、社会性和转换性三个基本特征,该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传统文学研究的超越.解析符号学更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一种反叛和挑战,它主要来源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同时与马克思的价值形成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以及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密切相关,主要内容包括文本间性理论、意义生产动态理论和过程主体理论.解析符号学关注动态的文本研究,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言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浅谈三种符号学意义在翻译中的运用

将符号学运用于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已成为当今语言学和翻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本文就具体译例对三种符号学意义在翻译中的运用加以论述.     

符号学与主体问题

主体问题是符号学领域中最困难的课题,这个问题至少关涉三个方面:一是为什么符号学不得不研究主体问题,主体究竟在符号活动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二是英语的"subject"与"主体"之间的巨大意义差别所造成的特殊困难,如何缓解这种语言差距而不至于在误译上浪费精力;三是自我符号,即在一个主体内部传达意义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才成为可能。这三个方面都是符号学无法逃避的问题,但也是对理解主体的基本性质十分重要的课题。     

雷州方言流行歌曲中的民间音乐元素

雷州方言流行歌曲是一种以原汁原味的雷州话为歌曲语言的地方音乐文化,它融和了大量的传统雷州民间音乐元素:原样借用传统雷州歌唱词、曲韵;借鉴雷州歌谣的念白、雷州歌的唱法和演唱形式;融入雷剧的表演;融合雷州音乐乐器伴奏等。这些元素的运用使雷州方言流行歌曲逐步上升至一个文化传承的领域;它们在相互融合中,彼此可实现自身的艺术魅力、艺术价值,进一步创造出全新的音乐文化。     

意义的意义之意义: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

奥格登与瑞恰慈的《意义的意义》是20世纪思想史上论辩意义问题的最早著作之一。他们对意义这个极端复杂问题的详细辨明,对世界和中国现代批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回顾此书的讨论,可以设法理清20世纪各家意义理论的立场,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符号学与现象学都关注这个课题,更凸显了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无论是索绪尔或皮尔斯的符号学、还是瑞恰慈的符号理论,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稍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他们各自定义意义的方式,都是它们的体系定位的关键。     

意图·文本·意义——布洛克论作家创作与文本意义之关系

布洛克认为 ,艺术品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有机整体结构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任何因素都不能孤立自足地存在并单独地发挥作用 ,因而语言符号也不是“再现”真实客观事物和表现作家主体思想、情感和内心经验的工具。艺术品自产生之后 ,就遵循自身的规律在某些方面偏离或超越作者的原意。理解与阐释一部艺术品的意义的关键是处理好意义的“外在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关系     

洛特曼及其文化符号学理论

前苏联是现代符号学研究中心之一,莫斯科-塔图学派在世界符号学领域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洛特曼和他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现了该学派的理论宗旨,反映了俄罗斯学术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和特点,他的符号观、文化观和对文本的理解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高度符号化,因此我们亟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从符号学角度、以符号学的方法来解读中国当代的文化文本,从而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展望及对策。总体来看,中国当前的符号学研究体现出研究更细致、层面更广、层次更深的特点,本期这组专题讨论即力图展现符号学对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趋势的阐释能力,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促进中国符号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第10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召开

2009年9月22～26日,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学者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第10届世界符号学大会(The 10th World Congress of Semiotics)。     

新媒体、受众与主流价值观建构--以流行歌曲传播为例

思考主流价值观的建构策略,至少需要考虑近年来媒介传播方式的迭变,以及由此带动的受众实践方式的变化这两方面因素。新媒体一方面大大降低了音乐生产、传播的成本,使音乐的创作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另一方面,它也使流行音乐产业危机四伏。新媒体中,私人化收听行为滋生了某种“权力对冲结构”。对于音乐作品中的价值观念,受众并非简单接受,还会有各种形式的改写与挪用。我们应从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体系的各自不足出发,发现彼此需要之处,促进相互提升,还应通过多方商讨,勘定当代价值观底线。     

文本视野与理论解读的自觉——马克思主义文论文本学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理论文本资源的判定以及理论文本解读方式的择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它决定了文本学方法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必然路径。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需在西方文本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本资源判定及文本解读方式的反思分析两个层面取得深入进展,并通过正本清源的文本学观照,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学术内涵与理论空间。     

模拟与创新：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生成及意义

“模式文本”在先秦两汉的诸子史传中广泛存在,尤以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最为流行,表现出高度模式化叙事的特点。根据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实例可归纳出它们的三个特征：其一,最为本质的核心叙事模式相对稳定,但人物、对话等细节会有较大区别;其二,模式文本在继承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增添较多细节;其三,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模式文本的流行,与先秦两汉士人频繁的劝谏游说活动以及对人物的塑造有关。模式文本的生成有变异和模拟两种方式,尤以模拟为主。出于谏君、撰史的需要,先秦两汉士人模仿既有故事的叙事情节,利用“故事模式库”中的模式创编故事,借助旧的模式完成新文本的创作。     

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小说的文本构成对意义的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本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故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定意义。在最终由某位文人写定时,其对故事的选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规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在对百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释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只有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著作权独创性之鉴衡:基于符号学视角

作品的独创性是著作权法的核心问题,依据国内外重要理论对独创性鉴衡有着重要意义.独创性本无固定之标准,不同法域、不同时空中不同个案对独创性都有不同的诠释,故鉴衡独创性的重点之一在于缩小专有领域边缘上的“模糊区”,而在实务中用“复制性”来反证独创性的证明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文章拟在分析国内外对独创性的理论研究、立法规范以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充分考虑法律的时空属性,基于法律符号学的视角诠释我国著作权独创性的应然之义.     

当代诗歌的意象问题及其符号学阐释途径

当代诗歌倡导回归语言,这没有改变诗歌的意象艺术之本质.隐喻是意象中的重要因素,在语言学层面上,“拒绝隐喻”是不可能的,其实质是反对被滥用了的作为修辞格的隐喻,而向语言本性中的隐喻回归.隐喻的古今差异对应于意象的古今差异,在符号学描述中,这一差异体现为语象与意象,此区分源自符号化对象的质的差别,语象形成于语言的再度符号化,意象则形成于事物或情境在语言作用下的符号化过程.语象的图式是经过元语言层的含蓄意指,当代诗歌的意象一般与语象相伴而生,成为语象化了的意象.     

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另类”文体特性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以娱乐大众、表现日常生活为创作旨归,借助于商品流通的渠道广泛流播于民间,这是对以＂传道＂、＂言志＂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的反叛。曲子词包括艳情性、通俗性和时尚性在内的各种＂另类＂特征,不但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也为后代＂流行歌曲＂的蓬勃发展确立了成功的典范。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宋词赖以繁荣的动力,也正来自于这些＂另类＂特征的凸显和不断强化。     

文本与解释

不论是哲学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都离不开文本以及对文本的解释.这就涉及文本语言和解释语言之间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尤其在经典阐释和中西哲学对话方面,这种关系更为突出.正确认识文本与解释的关系对于哲学史研究,对于当代哲学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