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需求与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包括信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信用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信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维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要把握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需要,通过打造信用数智底座、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强化区域信用协同、完善信用豁免机制等创新举措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升级、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主体权益保护。     

论私营企业主的治村绩效

私营企业主治村具有独特的治理特点和绩效.根据是否有利于农村基层的民主、是否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和谐、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标准采进行总体评价,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治村还未能达到村民自治的理想目标,但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保障村庄公共秩序、构建和谐农村社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村民公共福利等方面均显示出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客观地存在着一些消极效应.从私营企业主治村的绩效和实际出发,乡村治理需要面向民主以实现模式转换,基于和谐以实现运行规制,寻求发展以实现机制创新.     

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村民日益增长的成员权意识和参与困境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在东部发达地区,逆城市化发展则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场景升级,高阶发展场景提出了服务新业态和提升乡村体验的新要求。面对由基本矛盾造成的“老问题”和场景升级带来的“新议题”,湖州市通过对数字化改革成果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该平台通过“感知界面-应用终端-控制中枢”的运行架构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凭借数据融通机制和智能督办机制形成“一图感知、一屏管理”的全景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的运行中,数字治理平台与移动终端的结合铺设了一条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数字化路径;智能监测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则推进了高阶发展场景中的服务升级和管控升级。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协同与耦合:民族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精细化

民族社会工作在协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与适切性,民族社会工作的开放性和建构性决定了民族社会工作协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耦合机制构建必然也是开放的.建基于目标一致和利益耦合基础上的耦合机制,必然要求民族问题治理的重点从稳定向权利转向,民族发展治理的方向从经济收入向能力建设转变,民族文化治理的重心从敏感向整合转移,民族关系治理的机制从管理向服务转型.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乡村精英维度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管理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农村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另一方面,处于村庄社会上层的乡村精英又呈现出多元化格局,除了传统的以村组干部为主的治理精英外,经济能人、宗族头人、意见领袖等非治理精英异军突起。然而乡村精英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存在个人色彩与逐利化浓重、公共责任弱化等问题,必须通过体制吸纳等途径实现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     

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建构了一个大众民主型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这一理想的制度建构是以当初农村社会成员尚未分化的均质性社会为基础的。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导致乡村治理环境的重大改变,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新变量,进而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遭遇社会成员分层、分派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了乡村政治形式的创新。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创新教育改革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新工科专业发展迅速,对传统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大挑战。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该文探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协同育人平台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校企协同育人机制重构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以期深化地方高校新工科教育教学实践,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转型期乡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创新模式与优化路径

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性结果,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也为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基层自治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具有现实的必要和发展的必然。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管理主体刍议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定位、社会组织的协同功能、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以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动“多中心主体”社会治理。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变迁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变迁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蕴含着成本、收益及风险等相关的经济行为,是基层治理各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文以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为视角,从制度需求、供给及路径依赖出发,探讨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发展演变,以期在中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实现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改革视域下,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是当前各级政府关注的重难点问题。以治理为契机进行机制创新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经过实证调查总结分析了广州的"番禺经验",解析了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若干机制创新,剖析了流动人口管理与经济协调机制、法律配套机制、部门协调机制创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经济发展联动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经验推广机制创新的路径和方式。     

基于"协同创新"提升高职教师社会服务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该文从"协同"与"协同创新"概念入手,认为政校行企协同,即政府、高校、行业和企业间的协同并在政策、机制、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是提升高职院校教师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创新平台建设及系列机制体制建设、科研立项、吸引教师广泛参与等系列举措,促进教师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助推高职院校内涵式建设与发展.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以南京市六合区"赵坝农民议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村组合并,行政村因管理范围扩大而出现组织管理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断裂等问题.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组的农民,在自然村创建自治性组织--"农民议会",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这有效地整合了民间治理资源,构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农民议会"将村民自治制度从行政村下延到自然村,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弥合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断层,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组织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重庆市：推行“全人医疗照顾”服务模式构建民政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念促使传统的“集中供养、封闭管理、最低保障”的“三无”精神病人服务方式逐渐转变为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为核心的新型民政精神卫生服务模式。近年来,重庆市精神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新思路、积极探索。以“一模式,三平台”为基础,大力推行“全人医疗照顾”服务模式,逐步形成了以疾病治疗中心,社会服务为支援和慈善救助为补充的全面服务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给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创新后的社会管理体制,不仅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管理政策,更需要具有专业性质的服务理念、方式和领域,社会工作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关键变革力量。社会工作通过管理理念、过程、内容和评估机制介入社会管理创新,使社会管理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