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走出三个误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忠恕思想的真谛,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正确认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必须走出三个误区:一是要"多让古人说话",走出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意的误区;二是具体地分析其局限性,走出把其局限性简单等同于其阶级性和欺骗性的误区;三是客观中肯地评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价值,走出拔高其现代价值的误区。走出这三个误区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真谛,更有利于我们借鉴这一思想治疗化解当今世界危机。     

民族复兴与“三件大事”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总结了我们党在民族复兴的90年征程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相继完成了三件大事,而民主革命即第一件大事中的成果,其中三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宝贵经验,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一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二是中华民族是根基强大的民族,共产党根植在人民群众的土壤中,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所以我们要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三是中华民族是英才辈出的民族。每逢历史紧要关头,总要涌现出一大批年轻英才。胡锦涛总书记把青年人才培养和造就问题提到从未有过的战略高度,并对青年干部和青年英才寄予厚望和重托,要求我们党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和造就大批年轻干部,为我们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筑牢以人才为第一战略资源的强大基础。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使我们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中瞭望我们党在民族复兴90年历史征程中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主要预期发展的要求有:一是预期科学发展是民族复兴的永恒主题,二是预期科学创新是民族复兴的生命源泉,三是预期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创新与扩散”论在PGC短视频精彩演绎之探析——以“二更”视频为例

PGC短视频充分运用了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创新与扩散"论,利用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创造了网络营销的销售奇迹。"二更"视频作为原创精品视频平台,凭借其优质的内容和精美的制作成为PGC短视频领域的头部平台。"二更"视频粉丝与市场数据彰显"扩散"论。"二更"视频"扩散"的影响因素在于作为创新本身的"二更"视频及其强大的"W+T+N+S+I"线上线下全网发行矩阵的传播渠道这两个维度。"二更"视频五个"创新"表现:具备内容优势、用户兼容度高、使用方便、可试验性与观察度高。"二更"视频形成良好的"创新与扩散"和影响效果。PGC短视频在"创新与扩散"过程中也存在品牌化、规范化以及盈利模式三方面问题。PGC与UGC区别在于专业新闻人与日常网民讯息制作者不同。PGC比UGC更专业,更精准。用PGC引导UGC的发展,提供优质的视频内容,也是业界共同努力的方向。PGC短视频在做到内容为王的同时,布局多渠道的分发矩阵以及关注受众的需求,才能保持持久良好的扩散效果,进而实现其商业价值和品牌价值。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科学对“无”的“思入”及其本体论意义

19世纪末以来,非存在或"无"已成为虚构哲学、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和本体论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科学对非存在的"思入"既是必然的,又是有用的。人的科学认识过程是一个"有化"与"无化"、去蔽与遮蔽的一体化过程。没有非存在,就没有对象的现实显现,进而不可能有科学认识的开始和现实完成。科学要不断向常识和传统存在观所认定的存在之外的非存在进发。这样做不仅对科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哲学本体论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有可能使我们彻底改变对存在本身的认识,超越传统的以个体中心论为核心的存在观,更深刻地认识到存在的多样式、多级性。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

甲午战争前,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爆发被日本认为是侵略朝鲜的"良机",也为福泽谕吉提供了实现其积极鼓吹的"朝鲜政略"的机会。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自己的"朝鲜改革论",为日本"改革"朝鲜寻找"正当理由",并为此积极地出谋划策。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随着甲午战争的进程而有所改变,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其只不过是在其文明观掩盖下的对朝鲜的"侵略论",实质就是使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正当化。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践行“三严三实”

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下的中国尤其是党内出现让人始料未及的政治生活新常态。新一届中央履新后,首先围绕作风建设打了一套组合拳,作风建设初见成效。而"三严三实"正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持续推进进程中的又一次专题教育实践探索。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养成的政治品格:一是要"严"字当头;二是要"实"处发力;三是要牢固树立以法纪作为一切行为之准则。而党员干部必须做到心中"四有",才能更好地践行"三严三实"。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做到心中有党。最终把个人理想信念融入到与民族共命运、同祖国、时代齐进步之中。二是严以用权做到心中有民。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各级干部治理国家、抚政安民的一种工具,坚持用权为民,严把权力观。三是为官有为,做到心中有责。其实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秉公用权、公道办事。四是严格自律,做到心中有戒。只有心存敬畏,才能心有所止。     

“四个全面”与“三个自信”之间的内在逻辑

"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三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四个全面"是"三个自信"的坚实基础和持续性保障,"三个自信"是推进"四个全面"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二者相互作用,互相融合,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做”人？

在咱中国有“做人”之说。比如说，要做个好人，要好好做人，做人要厚道…… 而在外国，就没有“做人”一说，但他们做人做得却比咱中国人更诚信、更实在、更精彩。面对“做人”的问题，老外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干嘛还非得刻意去“做”啊。是的，在咱中国，“人”还就得好好去“做”才行。     

贾谊的“过秦”论及其“六经”思想基础

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了秦之兴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势异"的历史认识;贾谊"过秦"论的目的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由此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同时,贾谊是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其"六经"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天道观上作出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贾谊具体阐述了"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这些"六经"之论,成为其"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形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内涵和最鲜明特色,也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有学者将时下风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纳入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史,认为它是以1971年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为肇端,即将进入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为标志的崭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直接相关"或"间接关联",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搞好“三个结合” 实践“三个代表”

要实现和真正落实“三个代表” ,必须促使和搞好“三个结合”。一是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 ;二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结合 ;三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一定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这样才能卓有成效地落实“三个代表”。     

由“静”至“淡”——温克尔曼道德诗学的显在及潜隐

温克尔曼在其《美术模仿论》中提出的关于拉奥孔群像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诗学的建构。《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部分地放弃了对道德指向的执著而寻求美的原则,却指出静穆的形相是出自审美原则的需要,道德诗学由此潜隐,与之同时,其审美偏好从拉奥孔式的静穆转向尼俄柏式的"淡",其因由不仅在于美的原则的内在驱动,也在于其反基督教趣味的性质。     

功能论视角下简析网络环境中的“戏精”

本文以功能论为基础,从社会化媒介的作用、戈夫曼的角色扮演、"前台"与"后台"等理论分析"戏精"在社会效用中是如何获得其意义的。此外,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戏精"群体中所存在的问题,试图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环境伦理学中从“是”到“善”的转变

从"是"到"善"的转变,即把事实与价值联系起来的原理,在环境伦理学中非常重要,其要点是:第一,对于非人为的善而言,只有那些把善作为对生物实体的善才是合理的从是到善的转变;第二,对无感觉的生物实体的善有益于其自生功能;第三,生物实体的外生功能有益于相关实体,其外生价值一般大于自身价值;第四,合理的从是到善的一般原理就是关怀大自然(包括生命与非生命)中非人为的善的领域。     

作为“朦胧诗”论前史的“人民”诗学——谢冕与公刘对“朦胧诗”意义的早期建设

在"朦胧诗"论争甫发生的1980至1982年间,论争的核心尚不在青年诗人的叛逆性问题,而在他们是否有资格忝列"人民文学"传统。公刘和谢冕都着意调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公刘把握"人民的悲欢"以为评价原则。在对"人民"诗学的掘用上,谢冕较公刘走得更远。就理论本意而言",人民"诗学建设意指诗法的"大我"原则对"小我"的容纳",人民"群像之中可以出现表露特定类型的个人情感的"英雄"及"斗士"。在"朦胧诗"论争复杂的理论局面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人民"诗学有利于"朦胧诗"为主流诗坛承认,然而青年诗人在争论"人民性"传统的过程中,借用人道主义论改写"人民"的内涵,而与公刘、谢冕为之打开的理论局面相去甚远。     

加强和创新我国“两新”组织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两新"组织迅速崛起,各地也逐步加大对"两新"组织的扶持,积极探索"两新"组织的管理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我国多数"两新"组织还处于发展初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通过分析我国"两新"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快"两新"组织中党组织的组建步伐、完善"两新"组织建设的制度管理、探索扶持"两新"组织发展方式、强化"两新"组织自身建设、优化"两新"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创新"两新"组织监督机制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