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分析与政策选择

消费需求不足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点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以及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不健全.提高居民消费需求,需要借鉴国外收入调节政策的经验,科学地实施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加大公共支出投入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     

A study of inadequate consumer demand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based on data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本文运用1995—2005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城乡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度相关,且在这11年里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相对稳定。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运用1992—2004年中国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解释了1997—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在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     

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与税制结构调整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居民、企业收入向政府流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这是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造成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是政府收入的主体,国民收入再分配阶段收入税调节乏力。因此,要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必须尽快完成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调整消费税税目和税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并消除经济型重复征税,开征房产税和社会保障税,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     

日本扩大内需消费的制度安排研究

日本1959年版《经济白皮书》指出,消费革命与技术革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自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来,日本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供给力与消费需求力之间的矛盾。依赖于完善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和坚实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结构形成强大的内需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不仅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具体运用,也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社会转型观在亚洲的成功实践。日本扩大内需消费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值得中国借鉴。     

转型期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新思路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意图需要在区域层面上得到贯彻落实。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空间结构调整等方面。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应坚持合理化与高级化导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投资消费结构调整应坚持促进消费导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区域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应坚持人本导向,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应坚持协调发展导向,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Fiscal Policy and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基于代表性家庭最优消费决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估计中国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自1998年至今,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超过20％。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除源于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程度、预期、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外,与财政政策运用也有很大关系。其中,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的综合效应显著为负。以未预期到的税收增加为融资工具的策略选择,大大抑制了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不仅要通过财政增收,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且要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策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Who is the predator,who the prey？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state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本文以2004年经济普查后修订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依次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分析了1992—2005年期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重点讨论了自1996年以来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在分析初次分配格局时，本文将每个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表示为各要素分配份额按各要素收入中该部门所占比重加权得到的加权平均值。利用这一表示方式，我们校正了资金流量表中的要素分配份额，重新计算了1993—2005年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推算了2006和2007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测算结果表明，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在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截止N2005年，总共下降了12．72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分别下降了10．71和2．0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企业和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分别上升了7．49和3．2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都下降，由此导致政府部门进一步上升3．17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财产收入占比下降，是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在2005—2007年间，主要受生产水净额占比上升的影响，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进一步下降了3个百分点以上．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理论、现状与对策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收入与消费密切相关,消费调控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内外需求不均衡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房价上涨过快、社会保障不完善抑制居民消费行为。促进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应当加大货币政策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发展和完善信贷消费,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强化收入分配调节,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着力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     

建立健全分配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收入分配超经济行政化,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和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普通民众缺乏扩大消费的支付能力,形成国内需求不足.推进以政府放权、还利于民的市场化改革,建立起客观公平的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和再分配的民主决策、公开监督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农村社会保障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不仅消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村消费需求得到扩张,还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而这两方面作用最终均提高了中国居民总体的消费需求。以中国1992—2011年的人均农村转移性收入数据代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支出,以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总额代表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两者增长序列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不仅协同性显著,而且还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社会保障有利于拉动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与深化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阶段后,在市场主体、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改革陷于停滞.只有成立专司改革的部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强化垄断行业监管,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宏观调控,形成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持久永续的发展.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的收入分配格局对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中国近二十年的情况来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的收入差距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若剔除实体经济行业中的垄断行业,差距则更大.整体而言,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偏向于虚拟经济行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的这种变化,不仅扩大了居民整体收入差距,而且导致经济资源不断向虚拟经济行业集中,投机性投资需求和社会不满情绪增长,并损害了经济效率.因此,应采取措施遏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扩大内需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扩大内需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内需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构成,其中消费是最终动力,而投资是派生的需求。我国居民消费总量不及美国1/6,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未来消费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已经到了消费领跑的时候。而影响扩大内需的因素主要是生产因素、投资因素、分配因素、消费因素、政策因素、体制因素和信用缺失;解决扩大内需的路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公共服务,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创造有利于扩大消费的体制环境,发展文化产业。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Exploring high saving rates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1992-2003 China flow of funds accounts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Income,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从基本概念、基本用途、口径范围、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数据表现等方面阐述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区别，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之间的区别，以及支出法GDP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区别，可以揭示出，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但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等重大经济结构的准确判断。     

论中国社会养老的根本问题、原因与举措

当前中国社会养老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支付水平无法满足成本的需要,主要表现为政府财政投入和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根本原因一是建国以来我国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收入分配思路和实践,二是对社会养老福利性的认识不足。根本出路在于:从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思路和格局,切实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对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精准设计,确保社会养老支付水平不低于成本需要。     

增加农民收入的几点思考

发展农村经济,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建构新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提高农业整体效益。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以三个转变强化销售,拉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趋势和原因探析

居民消费倾向通过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影响消费与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阶段性的上下波动。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差距加大,直接影响着消费倾向的变化。同时,由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增强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居民储蓄持续增加,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收入再分配政策对我国社会各阶层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

通过对我国居民各阶层的储蓄动机研究及实证分析可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先上升后下降,而不是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预言的那样单调下降。所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阶层并不是低收入阶层,而是中等收入阶层。此时若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话,向中等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反而比向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的效果更好。所以,需要根据各阶层居民消费行为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启动居民消费。主要政策取向应该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中等收入阶层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应主要采取实物而不是货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