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的演变及其文化功能

从"大一统"观念到"正统论",以及正统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而且蕴涵了重要的文化功能.     

清末民初东北进步报刊的境遇及其历史作用

清末民初,东北进步人士纷纷创办报刊,启迪民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沙俄、日本殖民势力和东北当局为防止进步思想的传播,联合扼杀进步报刊,东北报业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中。在这段历史时期,东北报业所发挥的积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

中国正统论的历史观,虽标准分歧、争议颇多,但其中共同的价值观念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激励了史学的发展.正统论的观念传入日本,经过改造和演化,立足于日本史学而作用于社会,参与造就日本特殊的历史景观.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思想,有观念与范畴上的共同之处,也出现相异的特点.     

论清末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启蒙思想

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将言情与社会结合起来,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目,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的镜子面前都客观的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堕落、异化、苦闷、彷徨、追求。在这过渡时代的背后,走出了具有朦胧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开始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尽管还体现着幼稚和不成熟,但启蒙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这段时期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新的小说形式——社会言情小说来表达的。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这个时代就不能疏忽这一时期的小说,而社会言情小说,以它思想的深刻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清末民初文学变革与东北小说的文体构建

在清末民初的东北的历史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杂糅,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代理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从文言、旧白话、欧化白话到现代语体,是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东北小说文体变化遵循的基本路径,发生了一系列包括小说观念、结构技法、阅读期待等在内的变化。外来小说的文体示范带动了小说体式、技法的变化,为东北小说文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新式教育为新文学打造了队伍,培育了东北小说创作、阅读、传播各环节的新生力量,推动了东北现代小说文体的选择和养成。     

正统史论的深入发展与异端史论的孕育——论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

清末民初是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构成的重要时期。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是以幽燕方言为主体、同时吸收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外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而构成的。清朝末年,随着东北地区满语的衰落,通过由使用满语到使用汉语的转化,实现了幽燕方言主体地位的确立。但满语并未消失,而是同其他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一起作为底层词遗留在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之中。清末民初是我国东北历史上国内外移民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大量国内外移民的涌入,形成了东北特有的语言接触现象,使以山东方言为代表的各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迅速汇入到东北方言词汇系统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要素,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最终形成创设了重要条件。     

朝鲜族国家认同历史个案研究——清末民国朝鲜移民郑安立初探

郑安立,朝鲜儒林人士,清未来华,民国初加入中国籍,从事过教育、矿业、排日活动、东北朝鲜人独立自治及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不同地域的官方高层张作霖、孙中山等也曾有过接触.他思想活跃,行迹与活动遍布中、日、韩三国.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都有其活动踪影.从其不同时期的重要活动可以看到,朝鲜移民中的儒林人士在华心路历程及朝鲜移民国家认同意识的特点.     

论魏徵的民族思想及历史作用

贞观之初,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民族矛盾也比较尖锐。魏徵吸取隋朝国力强盛却仅历二代而亡的教训,结合当时民生凋敝的现实状况,抓住唐初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提出了以偃武修文、勿劳弊中国、以道御之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思想。这些思想大多为唐太宗所吸取,开创了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崭新局面。     

论关汉卿《单刀会》杂剧的政治伦理观及其历史成因

《单刀会》既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剧,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是关汉卿站在汉民族的正统文化立场上,借单刀会故事对当时宋、元战争中双方各自的正义性、合法性问题所作的思考,反映出当时汉族士子与普通民众抗议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拥护中原正统王朝,厌恶战争、渴望和平,批判暴政霸道、企盼仁政王道的普遍心理,是一部借史写心——借历史剧的编撰来传达当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民族情感与集体心理的杰作。     

论卢卡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

卢卡奇通过对革命形势的诊断和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判,提出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在于其革命的辩证法思想,这一思想代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基本理论旨趣,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方向.对这一问题的解读有着重大而现实的理论意义.但反思地看,他只是在知识论路向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归并到了黑格尔哲学中,从而错失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此,必须首先全面地申说卢卡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而相联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革命,卢卡奇的这一思想方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马克思历史生存论的辩证逻辑

马克思哲学作为历史生存论阐明了人类历史性生存所发生的"辩证逻辑".这一辩证逻辑表明:人类从"类本质"的原初自由开始,经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发生的双重异化(精神的异化和经济的异化),最终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实现了向自由本质的回归,即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历史生存论是马克思哲学对人类历史性生存所遵循的"辩证逻辑"的反思.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21世纪世界历史的生存论基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历史哲学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资本主义遇到了两大新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和“帝国—反帝国”的“战争矛盾”。这两大矛盾直接威胁着由古典世界历史理论确立的“永久和平”主题,也威胁着马克思为这一主题所提出的实现永久和平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世界历史若要避免资本主义两大新矛盾而不至于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就必须要立足于生存论哲学,重建21世纪世界历史的生存论基础。其核心是确立世界历史的普遍生存法则,建构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承认—契约”关系,尊重世界历史的一般“生存论原理”。唯当如此,才能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生存理想。     

司马迁历史哲学论纲

《史记》蕴含着朴素而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既有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揭示；也有探讨解决西汉社会现实问题的控制管理思想．司马迁历史哲学的指导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观和自然主义的人性论．     

论历史叙事中的记忆与想象

历史学中的想象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过去,一个指向是未来。对历史上的想象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对历史上已发生事情的想象,一种是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反事实假设想象,一种计量史学的反事实模型。历史记忆是历史想象的基础,此外,史家的研究还可能是建立在前代史家想象的基础上。在叙事中,历史想象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但有时历史想象并不受历史记忆的限制。     

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生存论

实践唯物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排除了马克思哲学所特有的对人的“超验性生存”的关照,因而具有非合理性。从整个现代性开启的生存论境遇出发,马克思哲学应该被理解为直接性生存与超验性生存相统一的“历史生存论”。     

艰难的对望:清末学生与政府关系论析——以浙江籍学生为例

清末学生群体由政府意志产生,而学生背离了政府兴学的意志宗旨,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清末政府终结的历史趋向.本文以清末浙江学生为例,分析了政府与学子传统的雇主与待雇者关系因废科举而发生了质的改变,学生事件中两者间的交流渠道堵塞而导致同途异路.两者在绝世中艰难对望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观的差异、中央与地方步调不一、传统社会的上升渠道堵塞、学堂易于使革命传播.学生在历史上扮演了清末政府掘墓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