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政治: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疾病治理——理解现代国家建构的新维度

生命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疾病治理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责任。人们对疾病属性的认知,经历了从个体行为到国家管理、从生物医学问题到社会公共问题的转变。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能力的增强使国家具备了开展疾病防治的条件。国家的疾病治理过程深刻改变了国家自身,疾病治理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增强了国家对公民的规制和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同时,疾病治理对现代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和行政机构的设置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家机器的完善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增强疾病治理的有效性,现代国家应在内部增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信息沟通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还应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疾病治理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攻关。     

现代国家建构:我国党政关系演进的一种解读

党政关系模式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也最终决定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因而如何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现代国家建构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其与中国的党政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对我国党政关系演进历程进行分析,既可以梳理出我国党政关系模式演进的轨迹,同时对于当前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和理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提供了使国家能力强化提升的有利机遇,又构成了使国家能力弱化销蚀的严重压力;既对国家能力提出总体性挑战,又对国家能力形成结构性冲击。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当确立以提升国家能力总量、优化国家能力结构、强化国家能力控制为目标,以变革观念、调整行为、创新制度、夯实基础为方针的国家能力建设战略。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总体性影响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有效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实现统     

普京加快国家文化建设的构想、定位及实践

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提出并形成日臻全面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深入探索加快国家文化建设的政策方法,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持续发展。这些新的政策举措,主要是围绕国家文化年活动、传统历史文化符号、语言文化文学教育、大众传媒电影等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民族文化性质的内容而展开,不仅要唤起全社会对俄罗斯的历史及国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巨大作用的深切关注,还要重新挖掘、充分发挥俄罗斯在思想意识上深刻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强大作用。这当中,尤其突出“四位一体”的新定位,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重点培养青年一代、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和维护良好国家形象对接起来,旨在夯实国家共识基础、明确国家发展方向、再现世界大国风范、增强国际社会认同。所有这些,无不践行着普京一再宣扬的“国强民富”的治国理念。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社会也随之出现了社会利益、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具有凝聚改革共识与化解深层性阻碍的作用,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考察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及其均衡机制构建,有利于从历史进程和学理背景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价值意蕴与内在机理。通过考察当代中国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具体表现和现实背景,可以从政治权力及利益分配的双重逻辑分析失衡的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发展、增长与共享、差异与平衡的关系问题。     

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与历史使命

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的知识领域。随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深入发展,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日益凸显出其独特价值和历史使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可为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从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出发,推动建立以现代、平等、开放和对话为核心的新型文明观,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任务。应当弄清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它的内涵及其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可行的路径。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安全能力,是制度合法性能力,是国家应对压力实现变革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应当具有并能够不断提高应对治理生态形成的由要求表达、输入形成的压力膨胀、压力超载或系统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实现变革创新的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推进国家职能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亚当·斯密所谓商业实现人类自由与文明社会的判断多有关注,但未能充分解释其笔下包括商业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低估了奴隶制的韧性与西欧现代自由的偶然性。本文指出,斯密认为商业无法实现人性中暴烈激情的普遍转向,而是通过改变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来实现人类自由的革新。在古代政治中,商业强化了既有的蓄奴经济与支配结构,但在欧洲封建时代破碎的政治版图中,商业与奢侈恰好促成了封建领主的破产,进而导致少部分地区封建制的瓦解、绝对主义的诞生与奴隶制的废除。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内陆广大的封建地产缓和了地主的财政危机,商业在此无力撬动财富与权力的天平,反而再次强化了社会压迫。对斯密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观察商业对政治权力分配方式的历史影响,才能充分理解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     

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已有文献及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研究被重新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研究得到了深入和系统的发展,并对各个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国家为何”,“国家何为”以及“国家何以为”三方面的问题梳理已有文献.在关于“国家为何”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中的国家四种研究路径;在关于“国家何为”的文献中,围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应该以及实际扮演的角色,研究者日益开始注意到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抛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形成了市民社会研究、农村选举政治研究以及发展型国家研究三个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在“国家何以为”的文献中,“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基础权力”的研究强调国家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类型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对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针对中国政治的有关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转型国家的研究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民间组织与现代民族国家之构建——1901-1949年中国工商行业性组织功能探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将从前在国家法律规范之外的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纳入了国家控制的目标,并以辅助官治的名义获得了合法性,在近代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民间组织并非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经验中的市民社会,而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产物,与其西方的对应物发挥的功能大相径庭。近代中国精英组织网络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必须放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在国家基础结构能力薄弱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了利用民间组织渗透和嵌入社会,以弥补国家基础性权力不足的策略。由此,国家实现了将合法性基础扩展到社会精英阶层、增强国家渗透能力、平衡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增进国家绩效合理性、提高国家整合程度等目标。但这种利用民间组织构建国家主权的策略,却有着以下缺陷:政策执行效力不稳固;国家渗透能力和支持基础仅限于精英阶层;妨碍了公民权的形成;降低了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最终,这种国家构建策略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彻底改造旧的社会组织的策略所取代。     

疫情挑战下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属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有固定指标不同,政治现代化没有固定标准和模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在实践的应战中不断前进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面对2020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暴露了出来,然而这些新问题也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疫情引发了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能够实践应战问题的思考,而要想实践应战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文化去构建,处理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明确政治"现代"化之维为何。     

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悖论

某些特殊的经济目标也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国家精神的组成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和十年的经济萧条造成的。长远的经济目标给国家安全战略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压力。然而,一些人出于实用、道德和效率方面的考虑,认为经济目标不应被看作国家安全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石油生产国的破坏,而是美国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一、经济与国家安全:一个不幸的融合传统意义的经济安全,往往以公共卫生事业、退休人员的生活需要和收入保障为核心。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我们的国家领导层、军事集团以及一大批国内社会团体,已经使经济安全的观念转变为     

兰州市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思路和发展目标探析

兰州市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正确认识兰州市在中国现代物流发展中的地位,合理确定兰州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有利于合理规划兰州市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本文提出了兰州市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思路和发展目标,旨在为兰州市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依据.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国家创新能力测度述评——理论方法、数据基础及中国实践

文章从国家创新体系角度,对创新能力测度相关的理论基础、方法工具、科技统计调查及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的发展与实践表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NIS理论)以系统论为指导全面考察创新活动的发生机制,为准确测度国家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不同时期形成的创新能力测度方法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创新理论密切相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测度方法可分为建模计量法、综合指标法和DEA效率评价法三类,都是以NIS理论为支撑的;规范的科技统计调查是准确测度创新能力的前提,OECD是这方面的典范,其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依据;中国学者在测度方法的探索上有诸多独到之处,但国内科技统计调查工作仍有待进一步规范。     

高职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现代产业学院是高职产业学院提质培优发展的必经之路,具有办学主体多样化、资源配置多元化、质量评价开放化、服务产业定向化、学科专业综合化等特征,目前仍存在产业政策需进一步优化、建设主导方没有统一、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程度低等问题,亟待解决。该文以传统产业学院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开展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研究,有助于高职院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发展。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试论现代国家与公民权的内涵及两者之关系

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国家主权和平等公民权为核心特征的国家形式。公民权是现代国家其国民基于成员身份而获得和承担的,为该国法律所确认的成员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本文在厘清现代国家与公民权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现代国家是公民权的基本载体,宪政建设是现代国家成长和公民权保障的联系纽带和基本路径。     

亚洲国家核打击能力盘点

事实上以色列已经拥有几百枚核弹头,位列全球核武力量的第六位,仅次于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和英国这5个公认的核武器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