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期待: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的困境及其发展路径

当调解在中国各地已经成为一种运动和潮流之时,人民调解又一次被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农村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通过深入考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农村人民调解的实际情况与人们的期许有着很大的差距,其解决纠纷的作用已非常有限,正面临日渐衰微的境遇。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农村人民调解机制结构要素的基本属性,进而影响到其解纷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稳控政治体制下对农村人民调解赋予了难以承载的政治使命,扭曲了农村人民调解的基本功能。因此,只有通过调适农村人民调解机制结构要素和改善农村人民调解机制的运行环境,才能让农村人民调解继续充满内在活力并获得发展。     

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关键

农村社会和谐的构建关键在于村民自治的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要在旧的体制中生存和发展必然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在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中,要解决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主体、村“两委”之间存在的矛盾;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要从制度和体制的层面理顺和协调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主体之间、村“两委”之间的关系,积极促进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论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机制的建设

人民调解和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是大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化解民间纠纷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作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调解,基层公安部门和民警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它们应有作用的发挥。基层公安部门通过实现警民联合调解,做好两者之间衔接,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在调解纠纷方面出现的不堪重负现象。     

从农村社会分层看村民自治与配套制度建设

本文首先从农村社会分层出发,在分析了富裕阶层、村一级干部、普通村民三个主要群体之后指出,由于目前农村基层制度不配套,组织机制不健全,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讲,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形成范围广大的制度受益群体,而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也因为配套制度的束缚无法形成,因而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进程不能过分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农村基层的制度化、组织化、管理高效化与民主是同样重要的问题,民主化从来不是单方面推进的,不能把村民自治仅仅当作农村基层民主的代名词。村民自治要在中国发展与完善,一需尊重各地实际,尊重业已存在的各种发展模式;二需重视配套制度建设,把民主与健全制度、优化组织设置、提升管理效能结合起来。     

社会自治组织的概念探析

社会中介组织等相似概念,不能代替社会自治组织概念使用。该概念有其独立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自治组织的本质是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自治自律。该组织具有自治性、自律性、组织性、社会性、公益性、事业性、社会中介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等基本性质。确定该类组织的范围,除考虑基本性质外,还应考虑无依附关系、成员普遍、组织开放、一定规模、公共事业等原则。该类组织的常见类型主要有职业自治组织、行业自治组织、学术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综合自治组织。针对有关法律问题,学术界及国家有关部门应积极进行研究和采取措施。     

人民调解制度的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在中国日益增多的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正在弱化,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所应承担的社会功能.人民调解不能适应解决社会纠纷需要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体现为调解组织体系的僵化、调解员素质的参差不齐、调解保障工作的落后、调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等,而根本原因则是人民调解的体制性障碍.201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具有浓厚的法律编纂性质,保守有余,创新不足.传统的人民调解不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制定、实施而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人民调解不应向行政化方向发展,其发展趋势应是高度的社会化和完全的自治性.除了体制变革,人民调解制度还需要借鉴一些成熟的调解规则从而使这一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论我国家事纠纷人民调解的新机制——以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心"之家事纠纷调解为视角

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在家事纠纷调解方面的不足包括:立法不完善;专门机构缺失;专业人员缺位以及调解机制不健全等.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心"之家事纠纷调解的经验值得借鉴.建议我国增补专门的立法、设立专门的"家事纠纷调解中心",实现调解人员专业化、职业化,并规定对所有婚姻家庭案件除婚姻无效案件等不能调解外,人民法院均应指定当事人须到"家事纠纷调解中心"进行咨询、调解.应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且建立多机构联合调解家事纠纷的社会调解网络,构建家事纠纷的人民调解新机制,以及时、妥善地解决家事纠纷,减少诉讼,促进我国平安家庭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借力人民调解 助推辖区和谐稳定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新塘街重视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服务改善和保障民生,有力维护了辖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双峰村老人教育基金会--一个自治农村的社会组织

我国农村将要全面进入老龄型社会，老人的数量将有较大增长。老年人群体的组织状况不但关系到老年人自身的福利和生活质量的问题，而且也深刻影响农村社会的管理和发展。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农村老人教育基金会的调查，我们试图为研究自治农村的社会组织提供一些线索。     

"绿色崛起"与"都市突破"--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比较

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率先崛起 ,城市社区自治又迅速突破 ,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过程中最有活力的基础性部分。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在时间上具有承继性 ,在内容上具有同质性 ,在形式上具有借鉴性 ,在结果上具有互动性。但两者处于不同的背景和生态之下 ,在制度变迁的背景、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发展走向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从总体上看 ,农村村民自治的内在动力较强 ,外部环境则较紧张 ;城市社区自治的内在动力较弱 ,但外部环境较为宽松。     

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现状研究

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是人民调解的魅力所在,是人民调解中维系各方和谐与信任关系不可或缺的武器,也是人民调解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之一,在法治化的语境下探讨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问题还属于理论研究者面临的新课题。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观念上的重视不够、立法上的规定不健全、实践中的贯彻不乐观,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价值理念的广泛认同和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能力的充分发挥。对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现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是加强和完善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基础。     

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组织载体创新探究——从准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到融合型社会组织

流动人口规模的迅猛增长,给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各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以组织化手段把流动人口纳入到管理服务的主体中来即为措施之一。本文在分析流动人口准社会组织现象的基础上,对浙江省杨家农民工会、浙江慈溪市和谐促进会两个案例进行了剖析,提出建立完善流动人口自治组织、融合性社会组织,能够克服准社会组织的脆弱、妥协性等特征,并突破由流入地新型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治理困局,对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村民自治视域下的道德自治

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应包含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即政治自治、经济自治、文化自治、道德自治等。道德自治是农村村民自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作为一种治国的理念,分道德他治和道德自治两种模式。目前,我国的德治还处在道德他治阶段,真正的道德自治还未实现。在村民道德自治实现以前,中国农村很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自治模式。村民道德自治的前提是道德主体意识的确立,其关键是公共精神的弘扬。     

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再组织:对上海市杨伯寿工作室的个案分析*

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观察，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在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的作用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制度重建

在正处于快速转型与深刻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作为公共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重要承担者,不仅关乎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发展,也成为权衡当下社会建设成熟度、稳定性和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体系逐渐完备,社会管理功能也逐渐强大,但仍未摆脱面临的诸如观念变革、合法性和独立性缺失以及公信力不足等困境和问题。如何走出困境、克服难题,尤其是重新进行社会组织立法的制度安排与设计,就成为新时期的重大理论任务和实践课题。     

政策网络:社区业主自治的制度分析

政策网络视角分析社区业主自治,充分主张政府之外社区业主的其它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共同治理社区,以避免社区业主自治过程中因政府失灵而忽视社会治理的情形。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既是描述了业主自治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是社区业主自治和社区发展中化解各种危机的新工具。以下将从政策网络的主体资源、结构和功能方面分析社区业主自治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日本社会治理管窥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在加紧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亟须增进对国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借鉴。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课题,日本公民社会因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受到关注,日本地方自治面临的挑战又需要与公民社会携手应对。本文阐述了日本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内涵认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并对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略陈管见,认为成就有效社会治理需要调动民间社会积极性,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执政党、政府正确支持引导。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的科学性，体现为一种社会全体的可能性解释。个案研究的策略，不同于以代表性为基础的假设检验，也不等于社会生活的单纯描述和记述，而是从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出发，发现由具体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扩充、延展和融合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个案研究需要运用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各类民族志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依据这些分析性线索，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展现社会诸要素之间多重连续的相关关系和共变关系，发现主导性的社会机制或逻辑，并最终通过结构化的方式呈现出社会全体的完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