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一种从代际转移视角的解释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并被国内外经济学界喻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由此也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且形成了各种解释,包括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生产要素量的扩张和效率的改进、甚至政治因素等等,都被用来对中国经济高增长进行解释.而这些解释似乎都是基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一系列因素变化进行的.其实,中国经济高增长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而且也与改革开放前的代际转移有关.因此,从代际转移的角度对中国经济高增长进行解释,就是想寻求一种对目前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改变.     

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8%的增长率,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其根源在于中国在分权改革的同时维持了一个相对有效的政府间竞争市场,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目标的锦标赛制度下,为完成政绩考核展开多种形式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间接促进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了基础设施,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获得了晋升.近年来,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出现了"异化",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经济呈现粗放型增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主体的成熟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对政府行为边界的限制作用在逐渐显现,这成为推动政府竞争步入良性轨道的力量.     

论渔业经济增长方式从线性到循环的转变

本文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对我国渔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传统渔业经济增长方式是具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排放特征的线性化的粗放增长方式;我国传统渔业难以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的因素主要有认知因素、技术因素、制度因素、结构因素等几方面;要发展渔业循环经济,必须遵循政府掌舵、社会划桨的原则,切实贯彻循环经济“三R”原则,接合发生断裂的价值链,改革科技体制管理和投融资体制,完善行政考核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宗教与经济增长:一项研究综述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维度的,宗教就是一例.亚当·斯密将宗教供给者视为收入最大化者,并从其声誉和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了宗教的供给与需求、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则从伦理角度分析了新教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上沿袭了亚当·斯密和韦伯的理论框架,不但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工具分析了家庭的宗教行为,而且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宗教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新领域.     

从“单一”到“包容”:中国经济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不断深入以及政府经济增长理念不断淡化的进程.包容性增长理念已被写入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并将在未来五年在引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增长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加速转变的新时期,对政府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应进行重新解读与定位,以便对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政府治理结构和中国经济增长关联性检验:1978-2006

学术界往往从要素贡献视角分析单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忽视在特定环境和制度约束下,宏观经济体自适应性和内生性政府治理结构的作用效应.为了深化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结构绩效认识,根据中国1978-2006年经济时序数据检验政府治理和经济产出关联性的结果显示,政府主导型治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政府治理与经济产出呈现倒U形关系,即中国宏观经济存在最优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政府和市场相机治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新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本文通过对世界上部分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背景的综合比较,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阶段的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目前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并面临一系列历史性转折.     

中国需求拉动型增长的动力变迁与方式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经济增长的动力也由主要依赖供给推动转变为日益依赖需求拉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力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力量的协调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中国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持续数年,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趋势,消费率持续下降,“三驾马车”的力量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失衡,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来恢复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协调.     

教育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初探--以浙江省为例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教育都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关键.通过教育,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相应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带来GDP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运用大量统计资料,从定量角度分析教育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以使大家更直观地了解教育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

内生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从长期经济增长率所依赖的路径来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可以弥补因其他要素收益递减而带来经济增长停滞这一局面.技术进步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有效机制而演化成增长动力的一种必然结果.中国技术进步贡献度低下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造成的.在国家财政政策干预下,以内生增长为动力,逐步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投资向人力资本投资转换的机制.     

所有制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以浙江为案例

浙江省近20年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绩,原因有许多.其中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作用为大家所肯定.但是如果能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具体说明这一作用,将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具体.本文以1978-1998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变革对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证明了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超常发展引起了资源从国有经济领域向非国有经济领域的流动,由此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     

新时代全面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从党的十二大最早提出经济总量"翻两番"的长期发展目标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任务,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发展中的失衡。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不再把经济增长的数量目标作为长期发展战略,这既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反映了我们在科学对待全面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作出了新的重大决策,这将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从人均水平上看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在产业结构上也需要继续提升,这实际上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同时,我们又有制度、科技、发展上的一系列优势,完全有可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成就。     

增长动力转变、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构建创新驱动型经济。本文从投资、出口、消费三个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必须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并就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提出了相关建议。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作用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至今都尚未定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金融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广义距估计(GMM)的方法,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在不断深化即随着经济的增长,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相对降低;同时,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趋于弱化.本文的结论意味着选择适宜的金融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宁市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选择

金融危机正在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复苏乏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虽然在短期内所受影响较小,但在未来中长期内其发展形势依然严峻。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一部分,在金融危机的挑战下,积极深化改革,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是南宁市应对危机、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增长的困惑

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经济却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但是,严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也充满着困惑。长期以来,由于忽视技术进步,以及盲目的要素投入模式,增长的持续性受到影响。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由增长而带来的国富民强,因此,应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还富于民。超越增长困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行为激励、制度保障与经济增长

由于人类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 ,探索经济增长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穷尽的课题。文章选择了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的一般机理 ,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受这种原动力影响的实际情形。在此基础上 ,文章还把这种原动力与保护它的制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得出中国最近一个时期和今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经济增长与保障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和相应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市场制度高度相关的结论     

对二元增长模式的反思:基于发展的导向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演进的必经阶段.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快速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同时,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充分认识到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意义,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增长导向导致二元结构出现了削弱--强化的多次反复.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必须破除二元经济结构,为此要建构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     

以非再生能源资源定价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暴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特别是近年来宏观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致使中国经济增长采取高耗能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导致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和环境污染加剧。能源与环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双重约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而关键点在于非再生能源资源定价改革。非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使用制度的变革,目的在于充分体现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是需要通过完善资源的基础市场即矿业权市场来实现的,而环境(生态)成本是需要通过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实现的。最终,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