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

我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明中叶后就出现了一种发达的封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存的局面，它顽强地侵蚀着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作者认为，商品经济的发达，集中反映在城市的繁荣上，后者对整个明代社会风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发达的明代城市始终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阴影，发育成长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并产生市民阶级，但高度发展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诱导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奢变。这说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脆弱的。     

论于慎行的工商业与消费思想

于慎行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工商业与消费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慎行积极肯定商人的地位,高度评价工商业的作用,主张予以切实的保护和扶持。于慎行提出藏富于贾的观念,批评封建社会的严法苛令,强烈抨击封建君主剥削掠夺商人、摧残工商业发展的行为,对于当时江南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于慎行以四时比一代之气,意识到明朝经济正由盛转衰,物力大诎。于慎行虽在私德上肯定节约,但更反对一味禁奢,主张通过公家的"贸易"、"营为"来促进社会游闲人员的就业,同时积极引导商贾和达官贵人的消费,并鼓励适当的休闲游乐。     

明清盛世

不同于宋代文人的家国天下、固执清高,明代的文人画家更加生活化、真实化,也更加"接地气"。他们将自己对于美人的喜爱之情在绘画作品中表达出来,也由此,仕女画终于走出低落,重新兴盛。而另一方面,明代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市民阶层兴起,社会风俗改变,整体风尚趋于世俗化、生活化,仕女画也由唐代的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经历了乏善可陈的数百年,明朝仕女题材一跃进入人们的视线焦点,高手画家更是比比皆是。早在明朝初期,     

浅议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政权的危害性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全社会风行,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现象,如果不及时制止杜绝,对于任何政权,都是一种威胁,是其败亡的先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它的政权基础来自于人民群众,而目前在党内某些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滑坡,行为上的失范,作风上的腐败,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坚决杜绝,从根子上彻底铲除这种思想和作风,这也是当前正在开展的以解决"四风问题"为重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所在。     

陈眉公评本《西厢记》的学术价值——明代上海地区文学家评注的明刊本《西厢记》

陈眉公批点的《西厢记》,是一部具有较多特点的批点本。明代诸刊本都十分强调版本的依据,或注重校勘、注释,或注重批评,极少兼顾注释和批评的。清代诸刊本虽比较重视批评,但是完全忽视了版本依据,任意修改,对注释则往往付之缺如。陈眉公批点本的文字基本上和徐士范刊本相同,注释较弘治岳刻本、徐士范刊本简略而扼要。可以说保存了明代诸刊本的优点。此外,对批评也很重视。评语都有新意。某些评语同容与堂刊李卓吾批点本颇近似,但较具体,观点也更鲜明。晚明的上海已是戏曲活动的中心之一,这样一部晚明上海的乡土艺术家的《西厢记》批点本十分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自留风骨在人间

正明末高士倪元璐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勇士。他自幼受到家学师友的熏陶,再加上明朝大环境下时代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以其天赋异禀的才气与灵性,集众艺于一身,堪称晚明书画史中的一朵璀璨之花。而他的命运则更让人唏嘘叹惋。明朝覆灭后,倪元璐选择和大明朝一起结束生命。生前,倪元璐以其直言骨鲠的刚毅性格,始终与阉党利益勾结集团格格不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

明中叶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少人士为之哀叹、耽心。这时,有一支异军突起,认为“奢能致富”。这一“异端”思潮的出现,在一贯以俭朴为美德的中国,必遭众人反对。于是两种思潮斗争十分激烈。根据文献记载,明代嘉、隆、万是一个社会风尚大转变时期,嘉靖以前还是比较淳朴的,隆庆,尤其是万历以后,则日趋奢侈。据《沃史》记:“当成、弘间,闾阎殷富尚俭啬,男妇蓄积,女勤机杼,诸生少事长若严师,即缙绅亦务恭谨,庭无私谒。延至嘉、隆而变,至今日(万历)而变极矣。”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一带更竞相奢侈,仿效苏杭器物服饰,“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恭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而四方恭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农书》作者马一龙曾邀集八十岁上下的二十四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     

从晚明画谱看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

晚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中国版画画谱出版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画谱创作是晚明文化思潮和文人品味风尚影响下的产物,具有相似的风格和审美特征,追求"精雅之趣"、"天然之韵"和"灵动之美",反映了晚明文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

明朝人突破以往主要由官方垄断记述日本国情的传统格局,纷纷私撰记述,其数量之多,所述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反映出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认识、了解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了中国古代认识、了解日本的一个新时期。之所以如此,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客观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凌初的《谭曲杂札》看明代曲坛的“沈、汤之争”

从凌初的《谭曲杂札》看明代曲坛的“沈、汤之争”徐定宝凌初的《谭曲杂札》从自身的审美立场出发，既揄扬了汤显祖、沈二氏对于戏曲发展的贡献，又批评了各自存在的欠缺，对二人在戏曲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则表示出“合之双美”的心理蕲向，为我们重新观照晚明曲坛的...     

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厉行二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终于被打破.这次开海史称"隆庆开放".隆庆开放是明政府接受嘉靖年问"倭患"教训的直接结果.它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局限,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繁盛,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它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起到一定的影响.     

《武林旧事》非“地理类”论

周密的《武林旧事》资料丰富翔实,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了解南宋社会的重要史料。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于"地理类"中。然而,就作品本身而言,作者以较大篇幅礼赞了宋孝宗的仁孝之心,对孝宗的有意恢复、积极备战表示认同,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对南宋朝野和战之争的态度;文本描绘了临安人民安乐祥和的生活,及朝廷对人民的恩赏眷顾,表达了对故国的无限眷恋。与此同时,作者也毫不讳言南宋上下的奢靡之风,豪门的夸靡斗富、市井的奢侈放纵,都渗透了周密对南宋亡国的深沉思考。文本不是对风土人情的客观记述,字里行间流露了周密的故国情思和兴亡之感,绝不能简单地作地理资料以观。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十六世纪官宦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以顾鼎臣的家书与奏疏所述为中心

弘治、正德以降至万历朝前期,是晚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朝发展的社会经济层面,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同时,也产生了明朝人所谓的各种时弊与社会危机,包括赋税积弊、灾荒打击、盐盗猖獗以及倭乱爆发等内容,也有所谓从"北虏南倭"到"东奴西贼"的危机变化阶段。这些变化,都与地方民生与家庭生活日常息息相关。昆山顾氏家族中的杰出代表顾鼎臣,由于科举的成功,从家乡北上京城的中枢机构任职,开始了比较漫长的仕宦生涯。在他上呈朝廷的许多奏疏以及寄往昆山的家书,多侧面地呈现出在政治地位攀升的过程中,他与官场关系处理的谨慎态度、家庭生计的安排与家族控制、家庭教育中对读书与养生的重视以及对江南地方社会的关怀与公益事业的热心,进而据此可以更为全面地解读晚明政治史上这位重要人物的具体思想与活动,及其家国情怀。     

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 ——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

在禅风炽盛的明清之际,黄宗羲强调儒者"作文不可倒却架子"。首先,在对当世儒者所撰塔铭的批评中,黄宗羲认为"启众信、备僧史"理念统摄下的塔铭写作有失儒者气象,文章往往雅俗相乱。其次,在自身塔铭创作上,黄宗羲的儒者本位意识也有所投射。论及僧诤时,他善于借儒者之例批判禅林门户之见;为逃禅者作塔铭时,他着力凸显塔主"外禅内儒"之精神实质。以黄宗羲的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可解读其"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的内涵,并可感受当时儒释交游之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