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世纪前十年“红色经典”改编剧中价值取向的审视

回顾新世纪前十年,"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发展轨迹表面上展示了"红色经典"与新的时代语境之间的文化共振,但更多地呈现出"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与当下社会文化之间的不适与错位。以"红色经典"改编剧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与政治事件为镜像,折射出"红色经典"改编剧对"红色经典"基本价值与理念传承过程中的变化;从主流文化、文化怀旧与商业资本三个维度对"红色经典"改编剧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发掘"红色经典"改编剧对"红色经典"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的继承与重构。     

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寄”与郭象“独化”哲学之关系考

"寄"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常常与"兴"联系在一起,但二者有着明显的界限区分。"兴"的艺术手法仅限于展示自然界简单的类比关系,而"寄"是将情落实于物之上,从而使得他物闪烁出主体的生命精神,二者之差即在个体之情的投注有无。"寄"这种强调个体化、情感化的艺术手法有赖于主体审美的艺术觉醒以及物我区分的高度发达。郭象"独化"哲学彻底打破了物我之隔,还给世人一个本然无主的天地世界,将物之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地。郭象玄学是一种世俗化、人生化的学说,它带来了个性主义空前的高扬,催生了中国山水游赏风气的盛行,给文人大规模的个性化情感创作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看,"寄"的成熟发展与郭象"独化"哲学为同一思想文化脉络下产生的桴鼓相应的文化现象。     

“周公居东”为“东征说”申论——基于对上古“东”的历史地理考察

《尚书·金縢》"周公居东"的理解应以"东征说"为准,但关注"东征说"的诸家缺少对"东"的关注。"周公居东"之"东"应为区域地名,非单纯指代方向。起初,"东"的范围靠近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其后周王朝的东进使得这一区域开始逐渐向东方延展,最后至海滨地区。通过列举与"周公东征"主题相关的铜器铭文,并按照一定顺序加以联系,可知"周公"的行军路线是以关中、东都洛邑、朝歌、三监故地、成、奄、薄姑等为主线的,这条前进路线与经典中"东"的范围极为切近,区域"东"为前后联动的中转站,前后呼应、横贯东西,最终助力周公完成东征大业。"东"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在秦汉之后亦有显现,秦汉时期"东郡"的设立与先秦"东"有密切关系,而"东郡"在秦统一六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周公居东"之"居东"应解释为"东征"。     

“穷二代”与“富二代”: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

财富差距的代际转移形成了较有典型性的"贫二代"和"富二代"社会分层。基于不同的出生背景和成长环境,"贫二代"和"富二代"们各自表现着不同的行为特征。但共通的是,他们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潜藏着众多危及社会的隐患,极端化的案例已频频发生。"问题"语境下的"贫二代"和"富二代"们对于社会的危害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于他们不同的偏执思想引发反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财富差距的扩大化造成"贫二代"与"富二代"之间矛盾加剧。除了通过合理渠道对他们施以教育社会化等有效措施外,还需从根源处着手化解这种隐忧,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生态”与“环境”之辩——对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一种回顾

<正>在我国生态美学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回顾很多问题,其中对于"生态"与"环境"之辩的回顾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生态美学研究的本体问题,而且主要是中西之间的对话问题,至今仍在进行,意义重大。首先是在2006年的成都国际美学会议上,当我就生态美学问题发言后,国际学者集中询问我的问题,就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我当时作了初步回答。2009年本人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国际生态美学会议上,专门就生态美学与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美学意识形态和身体政治学——略论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理论

本文通过概述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他以"美学"为锲入点探讨审美与身体关系的这一理论尝试,不仅阐明和重申了其立足于感性生活的实践哲学立场,而且揭示出这一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架构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的继续。     

“顿悟”语义的生成与发展

"顿"和"悟"以及"顿悟"一词本身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着迥乎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考证"顿悟"语义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发展有着许多直接的影响。而且,"顿悟"的"顿"也不只是一个时间单位,它还具有"止"、"一"和"即"的含义。"顿悟"不仅指修行方法,也指修证过程,还包括了修证境界,由于"顿悟"一词是为表示佛法中的修行境界而产生的,佛学研究者对"悟"的思想的阐发对"顿悟"一词的产生起到了催生作用,语义的演变沿袭又渐渐丰满了其内涵,和佛义也越来越融为一体,"顿悟"理论成熟的标志是禅宗的出现,特别是禅宗六祖慧能及其后人的明确和完善,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思想,所以佛学含义是顿悟的主要文化内涵,"顿悟"一词是印度佛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朱淑真与“空白”效应

“空白”属于美学中的概念。中国画论、诗论及西方接受美学对之有不同的阐释，但其效应及其神韵却众所共推。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竟在男性文化的威迫中，能历尽坎坷，留名后世，并有希望继续吸引读者，其奥妙何在？本文试借“空白”理论，从读者战略的角度，对朱淑真词及其人加以观照，发现其词重在回味，给读者留有广阔的再造空间，具有很浓的“空白”效应。朱淑真其人，由于身世之谜，几百年来在人们头脑中乃是一个被其作品塑造成的文学形象，这一形象身上的诸多空白，则产生仁智之见，故朱淑真其人也具有很强的“空白”效应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环境伦理学中从“是”到“善”的转变

从"是"到"善"的转变,即把事实与价值联系起来的原理,在环境伦理学中非常重要,其要点是:第一,对于非人为的善而言,只有那些把善作为对生物实体的善才是合理的从是到善的转变;第二,对无感觉的生物实体的善有益于其自生功能;第三,生物实体的外生功能有益于相关实体,其外生价值一般大于自身价值;第四,合理的从是到善的一般原理就是关怀大自然(包括生命与非生命)中非人为的善的领域。     

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论“风骨”说的美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建安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标举的重要美学范畴。本文在把握"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的"风骨"论的基本内涵,并对建安诗人和南朝论家为诗歌的"盛唐气象"的产生所作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新旧之间:北大“三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大"三刊"是"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思想跌宕中生发的社团刊物,它们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国民》、《国故》的研究和评价存在明显的失语。无疑,"三刊"在办刊宗旨、文化选择、文学旨趣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对新旧文化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选择,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不同个性和审美风格,正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力图重构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的。在刊物之间的张力中,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初期的复杂风貌和多元构成因素,因而对研究新旧文学共生共存的复杂历史是具有参照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空间。     

古代民族“文脉”观念的当代传承

古代民族的"文脉",蕴含着中国美学的逻辑因子和"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它在历史绵延中逐渐衍生,以文史发展脉络的方式形成了理论体系,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资源与框架。"文脉"体现在文化层面的常规和惯性,决定着不同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古代民族"文脉"的当代传承,是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文脉"是人创造和延续的,它具有建设性和规律性的自然辩证法特点,违背它又会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文脉观念",对后人的思想产生着强烈的影响,因此只有创造性地延续和传承,才能体现其价值。     

解释“时空压缩”现象需要“空间转向”吗?——一种基于扩展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透视

重视空间问题,重视"时空压缩"这类全球化时代的新颖现象,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由于误解而错失了从马克思资本学说对之进行深层阐释的可能性,将会是十分重大的理论损失。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表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正是一种"空间主义"。"空间转向"论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误读为"反空间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乃根源于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他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笼统地否弃马克思所开创的批判理论之传统,需要修正的只能是卢卡奇所发展的黑格尔主义式的批判理论传统。且由于他们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误读而对"时空压缩"现象处于一种浅层解释水平,因而我们便有必要从马克思相关观念出发,重新考虑对于"时空压缩"现象的深层解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像"时空压缩"这样的新的历史现象仍有足够的解释潜力,而无须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来一个"空间转向"。     

日本古典文学中“光”的美学意蕴

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中,和“光”相关的描写词汇频繁出现。其中,在表现人物方面尤为突出。既用于夸饰僧人道行之高,又用来虚构佛像之灵异。而且也用在描绘月宫仙女之冰清玉洁和表现贵族公子的美丽姿容。“光”在古典文学中被反复使用,表明这类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古代人的某种审美取向。本文以“光”为考察视角,通过再解读经典文学文本,发掘、梳理其隐含的美学意蕴。     

西方文学“源头说”之源头

关于西方文学或文化的源头,有所谓"两希说",即希腊和希伯来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早在1930年,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中就提出了"两个H"之说,指的是Hebraism(希伯来主义)和Hellenism(希腊主义)。茅盾的这一说法源自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马修·阿诺德。阿诺德的"两希说"源自海涅,海涅的见解得益于温克尔曼和歌德。温克尔曼与歌德的认识又可以一直往前追溯,直至源头本身。这种对于西方文学源头的探寻,既有利于我们认识西方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也有助于梳理西方文学的发展轨迹和逻辑。     

论“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建国”的讨论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一次将抗战的意义提升到了建国的高度,即抗战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因此,《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抗战建国"迅速成了全面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1938年5月22日,贺麟发表一篇题为《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的时事评论,在充分肯定《抗战建国纲领》之积极意义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术建国"的主张。于此前后,胡秋原、张其昀、潘梓年、潘菽、张申府、胡先骕、吕振羽、吴泽等学者也就"学术建国"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建国"的讨论,主要涉及(一)为何要"学术建国"?(二)怎么样"学术建国"?(三)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这样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尽管和清末以来的"学术救国"思潮一样,讨论参与者主要是学术圈里的人,但讨论的本身却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推动了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引论》和"学术与政治"问题

伊格尔顿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批判的总体思路是沿着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问题提出的大背景来展开的.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引论>中所讨论和批判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无一例外也全都是政治性的,只不过它们大多以一种学术的、纯理论的、"非政治的"姿态逃避、纵容甚至加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权力系统与政治制度.